“1950年3月，北京的风还透着凉意——’主席，我这次来，是要钱的。’李治的话说得直白，连自己都觉得脸有些发烧。”毛主席把手里的文件放在一旁，抬头瞧了瞧这位老朋友，“要多少？”周总理刚好推门进来，闻声忍不住笑：“李治，这回怕是被伯承同志坑了吧？”一句调侃让空气里立刻多了几分轻松。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军队院校的医疗负责人，李治此刻的难处并不难理解：军事学院刚刚挂牌，既要建病房，又得配手术灯，预算却捉襟见肘。刘伯承数了三遍账目也翻不出钱，只得把主意打到李治与主席的私交上。
时钟拨回二十年前。1931年龙岗战斗，国民党第十八师全军覆没。原本身披上尉军医军衔的李治被俘，本以为面前等待他的是冷枪热炮，没想到红军把他当成宝贝，“你想走就走，愿留下就留下，先吃碗红米饭压压惊。”坦荡和信任像锋利手术刀，划开他对旧军队的所有幻想。
最终他没走。红军急缺懂外科、会麻醉的医生，他连夜开刀给伤员取弹片，手起针落，没留一块感染灶。战士们口口相传：“队伍里来了个会开膛的活华佗。”
长征途中，李治推着一辆被拆掉侧板的独轮车，车里装的不是枪，是止血钳、碘酒和产钳。乌蒙山腹地，贺子珍突然临产，周围不见一片平地，他就让警卫员架起雨布，硬生生在泥地里建了个临时产房；另一头，周总理高烧不退，他掏出一截自行车胎做引流管，拆下搪瓷碗蒸煮外科器械，命硬愣是抢了回来。
1936年到延安，李治又遇到“酸菜事件”。春天回温，窖里的陈酸菜滋生毒素，百姓连番腹泻。有人猜是日军投毒，闹得人心惶惶。李治挨家挨户排查，翻碎菜缸，找来显微镜一看——蜡样芽孢杆菌。解决方法并不玄乎：倒掉酸菜，烧水煮碗，多吃野菜。他三天压住疫源区，陕北人这才意识到“治大病不一定要大药”，“枪杆子里也能开出杏林春暖”。
正因为这些旧账，毛主席对李治没有隔阂。建国后，国家百废待兴，中央机关节衣缩食，可对军队医疗设备，他坚称“能省的省，生命不能省”。于是李治才敢“空手进京”要钱。
话说回来，他的“底价”并不高——3000万元旧币，折成新人民币不过3000元。周总理听罢哈哈大笑：“李治，你可真把伯承的算盘当真了，他早计划着让你替整个学院捎带手再多争一笔。”毛主席提起钢笔，在申请条后面写下一行字：“批准，加零。”数字变成了30000元。
带着批文回到南京路，李治第一件事不是买设备，而是扑进医护教研室开会。“预算翻十倍，可别光想着添机器，先把卫生所地基打牢，不然设备堆仓库也是废铁。”他拍了拍薄薄的桌面，“钱好挣，行当得练。”一句话点醒众人：硬件砸钱，软件靠人。
随后一年，军事学院在南京采购了第一套心电监护仪、两台德国产麻醉机，还腾出一间平房搞“模拟战伤教室”。学生用小木偶模拟断肢再缝合，李治亲自站在旁边盯线距，不达标就拆线重来。有人嘀咕“大材小用”，他反问：“战场上缝错一针，战士就多流10毫升血，你负责？”
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没把自己捧成救世英雄。一次教学示范，他剪开一名学员缝合得歪歪扭扭的练习布条，感叹一句：“治病救人没有捷径，只有重复。”有人悄悄记下这话，日后成了军医系课堂的黑板报口号。
1953年朝鲜战场烈度升级，军事学院被抽调携带移动手术车北上。紧要关头，李治把从主席那里争回的机械，连同一批新学员，一并送到前线野战医院。“纸面本领终究要见血”，这是他对年轻医生唯一的行前叮嘱。
多年以后，学院走出的一批批军医活跃在各大战区。有人统计，仅1950—1965年，这批学员直接救治的重伤官兵超三万人。数字枯燥，却足以说明当年那张“加零批准”并非小事。
至于“你这是上当了”那句打趣，在李治之后的回忆里成了一个温暖插曲。他常说：“被伯承元帅骗一次值，当时加的那个零，救回了不少人命。”说完抬手比划个圆圈，像是又看见了毛主席批条时干脆利落的笔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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