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天是在越南河内，天气闷热，屋里却透着一股莫名的冰冷。
几名中国战俘刚刚被召集到操场边，说是“领导”来看望，顺便发点“补药”。
越南军官面无表情，身后跟着三个穿白大褂的人，拎着一个灰色的药箱。
“吃了这个，身体能快点恢复。”一个越军翻译笑着说，语气不紧不慢，“你们不是总说没劲儿嘛，这可是专家配的。”
可就在药片即将分发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战士突然喊了一声：“别吃！这不是补药，是激素！”
这一下，场面一下子僵住了。
那名战士姓李，之前在国内部队里做过卫生员。
他快步上前，一把抓过药瓶，盯着上面的越文标签：“我认得这个，吃了会让人虚脱，还可能影响生殖系统。”
有人开始骚动。
几个年纪大的战俘站了起来，把药片扔到地上。
有个脾气火爆的山东兵直接骂了出来：“你们要是再敢拿这些糊弄人，小心脑袋！”
那时候没人知道这药到底是什么，但战俘们不傻。
他们已经见过太多“演戏”了。
早在那之前，越军就试过让他们摆拍。
有的照片里，他们在下棋，有的在装饰圣诞树。
看上去其乐融融，像个疗养院。
可实际上，眼前这个“操场”昨天还有人被打断了腿。
谁知道这次的“补药”又打着什么主意？
时间倒回几个月前。
1979年2月，解放军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战争持续了一个多月，战线横跨广西、云南边境多个地区。
那会儿的中国部队，刚从“文革”中慢慢恢复元气，很多战士是农村子弟，没见过真正的战争。
其中有个叫白志利的炊事兵，原本在1153高地后方支援，负责做饭。
他从没上过前线，武器也不熟。
可就在一次突袭中，他和几个战友在山沟里被包围。
子弹从头顶劈啪飞过，他一动不敢动，最后还是被越军从水沟里拖了出来。
他后来被关在越南北部的一处战俘营里，一呆就是五年零八个月。
“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熬下来的。”他回忆说，“天天挨打，一问就打，不问也打。”
越军的审讯方式并不复杂，大多是电击、吊打、反绑。
有一次，他耳朵上被夹了带电的铁夹子，下体也没放过。
他说：“那种疼不是一时的，是从身体里往外撕。”
最难熬的不是疼，是被迫说违心的话。
有一次他被逼着说：“我在越南一切都好，请家人不要担心。”话是他嘴里说出来的，心却像被扯碎了。
但不是所有人都屈服了。
有个叫孙少校的干部，腿部重伤还被要求跑步。
他对战俘们说：“跑不动也得跑，不然他们就拿摩托车轧我们。”结果真有人倒在操场上，越军骑车擦着他身边过去，差点压上去。
孙少校一直咬着牙跑在最前面。
有一次他咳血了，越军让他停下，他却冷冷地说：“我不想给你们找借口说我装病。”
他后来被单独关了一个月。
相比之下，美军战俘的经历在当时国内并不被广泛了解。
直到多年后，有人读到了李·埃利斯的回忆录《在荣耀的指引下》，才知道他们也遭遇了类似的酷刑，比如“铰链战术”。
那是一种极其残忍的体罚方式。
双臂反绑在背后，然后强行往上拉，直到关节脱位。
很多人终身残疾。
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越南被俘五年，至死右臂都无法抬过肩膀。
中国战俘那时候几乎被集体遗忘。
越南方面当时签署了《日内瓦公约》，但执行上几乎是空壳。
他们一边对外宣传战俘生活“幸福”，一边在里面搞电刑、强迫劳动、心理胁迫。
有一次，越军组织了一个“中秋晚会”，摆出几桌“丰盛饭菜”，请外国记者参观。
可就在记者刚走，战俘们就把饭菜全倒了。
“那些东西平时连闻都闻不着。”一位老兵说，“他们是演给外面看，我们不演。”
还有一次，越军拿出红米饭和红薯糊糊，说这是战俘的“日常三餐”。
战俘里有个人站起来，对着记者举起饭盒：“你们看看，里头还有稻壳。”
这事儿后来传出去了，越南官方不得不低调处理。
可真正的转机，是战俘们自己争取来的。
最开始，越军以为这些人都是普通士兵，没文化，没头脑，容易操控。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些人虽然出身普通，一个个都拎得清。
有的战俘是村干部出身，有的在部队待了十几年，人不多言，但骨头硬。
后来有人说，这些人在铁丝网后头，硬是撑出了一个“战俘营里的集体意志”。
直到几年后陆续交换战俘，一些人才被接回国内。
很多人回来的时候已经残疾，有的说话都有障碍。
可他们没人后悔。
白志利回国那天，穿着一身旧军装，头发花白，站在火车站出口。
他说：“我回来了，但还有人没回来。”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炊事兵”。
李·埃利斯，《在荣耀的指引下》，三联书店，2005年。
史文银，《中越战俘生活实录》，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年。
王树增，《朝鲜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张宪文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大事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