姻缘真得很奇妙，能让素不相识的两个人结为夫妻，也能让青梅竹马的有情人各奔东西。能结合在一起的就叫缘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两人最终却不能结合在一起，就就叫做有缘无份。
天津知青张家林和杨秀红他俩虽然都是天津人，也是同一时间到河北邯郸地区插队落户的天津知青，可他俩原本素不相识，插队落户的地方也相隔二十几里路远，最终两个人却走在了一起，结为了夫妻。
有关张家林老师和杨秀红大姐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听我慢慢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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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的春天，渤海湾的风还带着几分料峭，天津站的月台上却挤满了人。张家林背着一个军用挎包，提着一个帆布提包，胳膊上戴着鲜红的“红卫兵”袖章，和同学们一起坐上了天津开往河北邯郸的火车。
车窗外，熟悉的街道渐渐远去，张家林望着远方的山川田野，眼神里满是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憧憬，他全然没注意到，李梅就坐在他的身后。
张家林和李梅是天津一所中学的同班同学，他是班长，个子高、浓眉大眼，做事干脆利落，在班里很有威信；李梅是语文课代表，文静秀气，写得一手好字，每次收发作业时，目光总忍不住在张家林身上多停留几秒。这份暗恋，从小学到初中就悄悄在她心底扎了根，可张家林却从未察觉。他们曾为了黑板报的版式争得面红耳赤，也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别扭。在他眼里，李梅只是个认真又有点倔强的女同学，那些细碎的争执与协作，不过是少年时代最寻常的同窗情谊。
上山下乡的审批表发下来后，看着张家林毫不犹豫地在“邯郸地区”那一栏签下名字，笔尖落下的瞬间，李梅心里也有了答案。她没和家人商量，果断地填写了和张家林一样的去向，像是追着一束光，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同一条未知的路。或许是命运的眷顾，最终，她和张家林一同被分到了魏县的西营大队，住进了同一排土坯房子里。
农村的日子比想象中更苦，天刚亮就要跟着社员下地干农活，割麦时手心被镰刀把磨得全是水泡，夏锄间苗弯腰久了都直不起身，毒辣的日头晒得皮肤脱了一层又一层皮。李梅从小在城里长大，细胳膊细腿的，每次干活都落在后面，常常一个人躲在田埂上偷偷抹眼泪。这时，张家林总会默默走过来，接过她手里的农具，帮她把没割完的麦子收完，帮她锄地间苗，帮她干一些苦累的农活。有一次李梅发烧，张家林冒着大雨请来村里的赤脚医生，又守在她床边，给她敷毛巾、倒开水，直到她退了烧为止。
这份笨拙又真诚的照顾，像一缕阳光，照亮了李梅苦涩的插队生活。每次去公社供销社，李梅都会买上几块水果糖——那是当时最稀罕的零食。回到知青点，她会趁没人注意，塞到张家林手里两块糖，看着他笑着接过，含在嘴里甜得眯起眼，她的心里也像浸了蜜，比蜜还甜。张家林只当是同学间的好意，接过糖就塞进嘴里，从未多想过那糖块里藏着李梅怎样沉甸甸的心事。
生活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继续着，转眼就到了1970年的冬天。农闲时节，公社要组建文艺宣传队排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张家林因为身材高大、形象好，又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被抽调到德政公社文艺宣传队，扮演男主角李玉和。第一次走进宣传队的排练场，他就被一个清亮的嗓音吸引了——“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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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的姑娘叫杨秀红，也是天津知青，却和张家林素不相识。她插队在二十里外的王庄七队，皮肤白净，扎着两条乌黑的长辫子，一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甜得像天津卫的糖炒栗子。杨秀红在学校时就是文艺骨干，嗓音清亮甜美，一开口就震住了全场，理所当然地成了“铁梅”的扮演者。
第一次和杨秀红对视时，张家林竟有种莫名的熟悉感，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两个天津老乡，因为一部戏，渐渐熟络起来。排练间隙，他们会用家乡话聊起天津的街道，聊起家里的贴饽饽熬小鱼，聊起插队时的苦与乐。张家林依旧是那个热心肠的人，会帮杨秀红搬沉重的道具，会在她记不住台词时耐心提醒；而杨秀红的活泼开朗，像一束光，照亮了排练场的单调。她不矫情，干活麻利，排演完就跟着大家一起扫地、抬水，一点不把自己当“主角”。
三个月的朝夕相处，两颗年轻的心渐渐靠近。张家林喜欢杨秀红的爽朗，喜欢她唱歌时眼里的光，喜欢她递过来的温热的开水；杨秀红则爱慕张家林的正直，爱慕他高大的身躯，爱慕他帮自己解围时的从容。爱的种子，在样板戏的锣鼓声里，悄悄在彼此心中生了根、发了芽。
排演结束后，张家林总找各种借口去公社供销社——其实是绕路去王庄找杨秀红。有时他会带几个自己种的西红柿，有时会揣着两个烤红薯，两人一起看夕阳西下，一起聊未来的日子。杨秀红也会偶尔去西营大队找张家林借书，其实借书是借口，知青点院外的那棵老梨树下，常常能听到两人的笑声。
这一切，李梅都看在眼里。她看着张家林每次出门前精心整理衣角，看着他回来时脸上藏不住的笑意，看着他不再接过自己递过去的糖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酸又涩。她知道，自己追了一路的光，终究照向了别人。可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那份暗恋更深地藏进心底，依旧默默地关爱张家林，有时还帮他洗晒衣服，只是眼神里的光，渐渐黯淡了下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1974年的秋天。招工的消息传到了西营大队，李梅幸运地被招到了邯郸棉纺厂工作。离开那天，李梅背着简单的行李，站在知青点的院子里迟迟不肯走。张家林走过来，笑着说：“我送你去公社汽车站吧。”听到这句话，李梅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哽咽着说：“送我干嘛？去送你的杨秀红吧……”
那一刻，张家林愣住了。他看着李梅泪眼婆娑的样子，看着她通红的眼眶，忽然想起那些年她递过来的糖块，想起她默默帮自己做的一切，想起她每次看自己时温柔的眼神。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文静的女同学，早已把一颗心都系在了自己身上。可话到嘴边，却只剩下一句干涩的“对不起”。李梅摇了摇头，转身快步走了，没有回头，只留下张家林站在原地，心里满是愧疚与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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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的秋天，好运也降临到了杨秀红身上。她被招工到了公社供销社当了售货员，这下，张家林去供销社的次数更勤了。有时买一包火柴，有时买一块肥皂，哪怕没什么要买的，也要去和杨秀红说几句话。杨秀红总是笑着给他找零，眼神里的欢喜藏都藏不住。
或许是上天的安排，第二年春天，张家林被抽调到公社搞宣传工作，公社革委会大院离供销社只有几百米远。每天晚饭后，张家林都会去找杨秀红，两人沿着公社的土道散步，月光洒在土路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他们聊起在农村插队的日子，聊起样板戏的锣鼓声，聊起未来的生活，两颗年轻的心越靠越近，终于在一个春风拂面的夜晚，张家林握住了杨秀红的手，轻声说：“秀红，我们在一起吧。”杨秀红红着脸点了点头，眼里满是幸福的笑意。
他们把恋情告诉了双方父母，远在天津的家人都很支持，毕竟都是天津老乡，又一起在公社工作，这样的缘分太难得了。1977年的秋天，张家林和杨秀红在公社领了结婚证，没有盛大的婚礼，只请知青同学和朋友们吃了两块糖，喝了一杯茶，他俩就住在了一起。
新婚的甜蜜还没褪去，一个重磅消息就传来了——国家恢复高考了。这个消息让张家林又激动又忐忑，他深知，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从那天起，他每天晚饭后就坐在煤油灯前，捧着借来的高中课本复习到深夜，杨秀红也在一旁陪着他翻看初中课本，她也想抓住这个机会，于是两人一起看书、一起做题，煤油灯的光，照亮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春天，录取通知书寄到了西营大队，张家林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天津大学，杨秀红则考上了邯郸师范。喜悦之余，也伴随着分离——张家林要回天津读书，杨秀红则要去邯郸上学，刚结婚就要开始两地分居的生活，他俩心中有万分不舍。
送张家林去火车站那天，杨秀红红着眼眶说：“你放心回天津读书，我在邯郸等你。”张家林轻轻把她揽在怀中，自信满满地说：“等我毕业，一定让你回天津，我们再也不分开。”
刚结婚不到半年，夫妻俩就开始了牛郎织女一样的两地分居生活。张家林在天津大学努力学习，毕业后留在了天津工作。杨秀红在邯郸师范毕业后，成了一名中学老师，她认真工作，耐心等待着团聚的那一天。
1988年的秋天，经过多方努力，杨秀红终于调回了天津，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当老师。当她走出天津站，看到张家林笑着向她走来时，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十年的两地分居，终于换来了长久的幸福团聚。
岁月匆匆，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张家林和杨秀红都成了鬓发斑白的老人，他们虽然没有子女，两人却把日子过得温暖又甜蜜。每天清晨，他们会一起去公园散步，傍晚一起在小区里遛弯，杨秀红总笑着说：“我们俩啊，就是因为《红灯记》才走到一起的，这是上天的安排，是一千年修来的缘分，可得好好珍惜。”
偶尔，知青同学们会小聚。大家坐在一起，聊起当年在邯郸插队的日子，总会说起张家林和杨秀红的缘分，羡慕他们从青春到白头的坚守。
李梅后来在邯郸棉纺厂下岗后，夫妻俩一起回到了天津，用勤劳的双手开创了一片新天地，他们经营了一家餐饮店和一家废旧物资回收公司，目前已经过上了退休后的幸福生活。每次同学聚会，李梅都会来，见到张家林和杨秀红，她都会笑着打招呼，眼里没有丝毫怨恨，只带着对老同学的祝福。她常说：“当年我是喜欢过家林，可缘分这东西，真的是命中注定的。我和他有缘无份，能做一辈子朋友，也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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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日子里，张家林经常牵着杨秀红的手沐浴在阳光里，漫步在小区的林荫幽静之处。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那些年在邯郸的知青生活岁月。那些洒在土地上的汗水，样板戏里的歌声，还有两地分居的思念，都成了他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原来，青春里的遗憾与圆满，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而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终究会在人生岁月的长河里，沉淀成最温暖的风景。
作者：草根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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