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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秋天，身在香港的朱枫收到了一封来自台湾的信。
写信人是她一手带大的继女阿菊，信中说自己刚生了孩子，恳求继母能来台帮忙照料，随信还附上了一张宝贵的“入口证”。
朱枫看着信，内心百感交集。
她与继女阿菊的感情，早已超越血缘。
当年丈夫病逝，26岁的朱枫独自抚养着丈夫留下的四个孩子，其中最让她疼爱的，就是年仅7岁的阿菊。
朱枫教她读书写字，将她视若己出，弥补了她缺失的母爱。
此刻，女儿的召唤让她难以拒绝。
可谁能想到，这封看似温情的家书，竟是一张精心编织的罗网，一封催命符。
朱枫，这位经验丰富的中共地下情报员，在踏上台湾的那一刻，就走进了她一生中最信任的人为她设下的绝境。
她至死都未能洞悉，那个她用半生心血呵护的女儿，其真实身份，竟是潜伏在她身边最深的国民党特务。
视若己出的母爱，竟是通往地狱的通行证
要理解这场悲剧，必须先看懂阿菊这个角色。
根据解密后的多方档案与资料拼凑，阿菊的人生轨迹远比一个普通女孩要复杂得多。
部分资料直指，阿菊（一说名为陈莲芳）早年就被托付给国民党官员养育，并从小接受特务系统的培养。
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被规划好的。
朱枫与阿菊的相遇，看似是命运的安排，实则可能是一场长达二十多年的潜伏。
朱枫作为进步人士，其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早已进入国民党情报部门的视线。
让一个受过特训的“女儿”进入她的家庭，是获取情报、长期监控的最佳方式。
朱枫对阿菊无私的母爱，成了阿菊最完美的保护色。
朱枫教她知识，关心她成长，而阿菊则在暗中观察、记录，将朱枫的一举一动汇报给组织。
1946年，阿菊随丈夫王昌诚前往台湾。
王昌诚的身份极为关键，他当时在国民党警务系统的核心部门——电讯管理所担任要职。
这桩婚姻，究竟是自由恋爱还是组织安排，至今仍有争议。
但从结果来看，它为后续的“邀请”埋下了天衣无缝的伏笔。
一个在机要系统工作的女婿，一个需要人照顾的女儿和外孙，这一切都为朱枫赴台提供了最合理、最无法拒绝的理由。
当时中共组织因金门战役失利，急需打通与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的“密使”吴石将军的联络时，阿菊的这封信来得恰到好处。
组织认为，朱枫有合法的探亲理由、可靠的社会关系，是赴台执行任务的最佳人选。
组织和朱枫本人，都将阿菊视为可以依赖的“后方”。
最亲密的家人，却是最致命的眼线
1949年11月27日，朱枫抵达台湾基隆港。
前来迎接的，正是她日思夜想的继女阿菊和女婿王昌诚。
她住进了他们位于台北的家，表面上，她是一位来照顾外孙的慈祥外婆。
暗地里，她以“陈太太”的化名，开始了紧张而危险的情报传递工作。
每周六，朱枫借口“处理生意”，前往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的家中，取回用微型胶卷制作的绝密情报。
这些情报包括《大小金门兵力部署图》、《舟山群岛的防御部署》等，对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至关重要。
每周日，她再将这些情报转交给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
整个过程，朱枫自认为隐秘而周全。
她不知道的是，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继女阿菊的监视之下。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特务，阿菊根本不需要跟踪。
朱枫每周固定的外出时间、精心编造的“生意”借口、回家后细微的情绪变化，都逃不过阿菊的眼睛。
她只需将这些异常情况汇报给丈夫王昌诚或直接上报，一张针对朱枫和吴石的情报网便悄然收紧。
朱枫对阿菊的信任有多深，阿菊的背叛就有多致命。
1950年1月，随着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叛变，整个地下组织网络被摧毁，朱枫的身份彻底暴露。
当抓捕的命令下达时，阿菊选择了冷酷的沉默。
她没有给予任何提醒，没有做出任何试图帮助的举动。
对于一个特务而言，任务即将完成，暴露的棋子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朱枫在吴石的冒险帮助下，搭乘军机飞往舟山，试图从那里返回大陆。
可她不知道，她的逃亡路线或许也早已在国民党特务的掌握之中。
在舟山被困的14天里，她每天都去码头寻找船只，却始终未能如愿。
1950年2月18日，特务冲入她藏身的医院，将她逮捕。
被捕后，朱枫遭受了电击、老虎凳等酷刑，但她坚不吐实，没有出卖任何同志。
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她甚至将随身的金饰咬碎，混水吞下企图自尽。
国民党的内部文件都不得不承认她“党性坚强、意志如铁”。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保护了所有人，包括她那远在台湾的继女一家。
她或许还在为没能连累到阿菊而感到一丝欣慰。
1950年6月10日，朱枫在台北马场町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后英勇就义，身中数弹，年仅45岁。
她用生命践行了她的信仰，却至死都未能看清，那份她珍视了一生的母女情，从头到尾，都可能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朱枫牺牲后，阿菊的行为更印证了她的冷漠。
她曾向军法局申请领回继母的遗物和骨灰，此举或许是出于一丝残存的人性，也可能只是为了完成“撇清关系”的最后一道程序。
但她最终并未前往认领。
丈夫王昌诚因受牵连被审查数月，这让她彻底斩断了与朱枫的一切联系。
多年后，当研究者找到年迈的阿菊，拿出朱枫抱着幼年阿菊的老照片时，她眼眶湿润，但嘴上依旧决绝地否认：“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
那瞬间的泪水，或许是为那段被利用的、虚假的温暖，也或许是对自己一生的角色扮演感到一丝疲惫。
但最终，特务的本能压倒了一切。
她对别人说的那句“她不该来，来了，就都毁了”，充满了复杂的意味。
究竟是毁了朱枫的生命，还是毁了她自己平静的特务生活？
答案，只有她自己知道。
参考资料：
1950年被枪杀的中共女交通员朱枫骨灰返乡(图)
2011年01月11日 13:56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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