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年代，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扛枪、不上战场，所做之事却万分凶险，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然而由于太过隐秘，即便牺牲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这群人的名字叫“红色特工”。
战士们打了胜仗立了功会得到表彰，能被人记住，但特工做的贡献却因为各种原因不会得到大量宣传，甚至建国后出于统战需要，一些特工至死都没有公布身份，比如潜伏在傅作义身边的闫又文就是如此。
在一些烈士纪念碑上，也存在着很多红色特工，只是有的人仅有一个代号或名字，大部分人事迹都不全，你说，他们的功绩又有多少人能记住呢？
当然，不止是别人不知，很多特工因为采取的是单线联系的方式，自己都不知传递出来的情报对革命的贡献有多大。2001年，有一位86岁的老人身份被沈安娜认出后，就引起了轰动，他曾经隶属中央特科，传递的情报挽救过众多红军的性命！
沈安娜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人才，她曾经打入国民党核心，在蒋介石身边做速记员。老蒋早上说过的话，中午就能出现在中共中央领导们的桌案上，解放战争之初国民党的兵力部署就是由沈安娜传递给延安的。
1949年上海解放后她重新归队，告别了14年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不久她就进入了国安局，担任司局级干部，1983年离休也还是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享副部级待遇。
虽然不再负责一线岗位，但沈安娜也没有闲着，她奔赴全国各地演讲，宣传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了很多年轻人。
2001年，沈安娜受邀前往江苏某地讲座，她将自己当年潜伏的经历说了一遍，台下很多人都被这惊心动魄的故事触动到了。而有一位叫姚一群的年轻人除了感动之外，还有很多疑惑，似乎沈安娜讲的一些人物代号他都听过。
讲座结束后，所有人都意犹未尽，姚一群也是在这时才想到，那些代号，父亲姚子健曾跟他提及过。难道父亲的身份也不简单？
姚一群立马回家询问了父亲，然而父亲姚子健只是知道一些代号，并不了解背后的人物以及自己的隶属关系。出于保密纪律，这么多年姚子健都没有去问过，一直埋在心里，只是偶尔会跟家人说一说。
为了搞清楚整件事情，姚一群联系到了沈安娜，希望她能见一见父亲。不久后，一次特殊的会面就被安排在了北京。姚一群的本意只是想让父亲没有遗憾，结果聊了一阵，沈安娜就起身表示：我要马上汇报给中央国家安全部委。
几天后，中央部委确定了姚子健的身份。
姚子健1915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家境还算不错，他自幼也很聪明，读书成绩非常不错，14岁时考取了上海劳动大学中学部。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与同学们走上街头请愿，呼吁政府做出应对，在此期间，他结识到了不少进步学生。
可惜国民政府对日退让，还反过来压制这些爱国运动，姚子健由于是积极分子，被责令退学回家。那个时期他非常沮丧，虽然家里为姚子健谋了个教师职务，但接触过爱国运动的他，心里很明白自己的志向，所以一直在等待着有机会能够报国。
1933年，姚子健听说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在招生，便再次离开了父母。他文化水平本来就高，被录取并不算难事。
1934年春，从学校毕业的姚子健被分配到了国民政府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印制地图部门制图科第四股，负责描绘印刷地图底板。
一次偶然的机会，姚子健遇到了同乡好友舒曰信，两人曾经在学生运动中都是领军者，故人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在交谈中，姚子健得知舒曰信已是中共党员，顿时非常激动，连忙说自己也想入党，希望能得到批准。
舒曰信有些犹豫，他做不了这个主，便将姚子健引荐给了工运领导鲁自诚。
鲁自诚长期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看人有一套，见到姚子健的那一刻，他就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革命热情不是装出来的。通过一番交谈，鲁自诚认为姚子健胆大心细，很适合做特工。
姚子健已经在国民党重要部门中任职，能发展成我方人员简直是天大的好事，所以鲁自诚很快就当了介绍人，让姚子健入党，同时又给他下达任务，让他设法为套取军用情报。
本来姚子健的工作是绘图，很难接触到有用的信息，而国民党不断对苏区发起“围剿”，很多同志都在流血，姚子健心中万分焦急，思来想去，他决定换一个岗位。
先是上下打点，然后谎称自己有‘眼疾’无法再精确绘制地图，姚子健就被调入了制图科第五股。这个部门清闲许多，每天就是有人来对接时帮忙收发一下地图，不过这个地图是军用的。
中国在现代化方面起步较晚，测绘人才和设备都很少，军用地图能将一个地区的建筑、环境、路线等记录得非常详细，在那个年代非常宝贵。有了军用地图就可以判断该如何行军、如何布防、如何仰仗地利等，红军急缺这样的材料。
且国军某支部队如果去领取一个地区的军用地图，那么就意味着此处很可能要有作战行任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姚子健进入第五股后，经常利用职务之便偷偷记住来领取军用地图的部队番号，然后将这个消息传递出去，让红军提高警惕。
他工作了一段时间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漏洞——国民党对于军用地图的管理并不严格，并没有记录同样的军用地图有几份，所以每当有国军部队去拿地图和资料，姚子健也会偷藏一份相同的。
只要搞到重要情报，姚子健就会在周六晚上从南京出发，第二天一早赶到上海，然后通过独特的联系方式找到自己的上线。做完一切后当晚赶回南京，不耽误周一的上班。
他的上线有三个，第一个是舒曰信，老熟人，第二个舒曰信的妻子沈伊娜，有时舒曰信来不了，就会让妻子来交接。第三个是熊先生，1937年的一天舒日信和沈伊娜突然联系不上了，姚子健的上线就改成了他。
对于舒日信和沈伊娜去了哪里，姚子健并不知道，这个熊先生是谁，他也不清楚，但他懂组织纪律，所以什么都不问，即便他连自己的组织关系都不了然。他始终记得鲁自诚的那句话：不要看不上现在的工作，你的工作相当于带一支红军在跟敌人作战。
因为姚子健的地图和资料，红军在很多次作战中都能提前部署，知道不敌时也能尽早撤退，可以说姚子健虽然没上战场，但他挽救了无数红军将士的性命，的确是在看不到的战场与敌人作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姚子健向组织提出了申请去抗日。此时统一战线已经达成，两党之间不会有什么大型战事，而我党又急缺测绘方面的人才，所以在1938年4月熊先生让他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报到。
能达成心愿，姚子健很激动，在香港工作4个月后，他又奉命去延安，办事处负责人为他开具了两张便条，上面为他证明了有多年为党工作的经历，署名是‘小开’。工作人员告诉他，到延安后把便条分别给组织部部长陈云和抗大校长林彪，就会有人进行安排。
过了很多年，要姚子健才知道这个‘小开’是隐秘战线上的重要人物潘汉年。
有潘汉年做证，姚子健顺利归队，先是在抗大学习，后又进入组织部训练班，毕业就到了新四军苏豫皖抗日根据地，之后又听从组织安排辗转各地，新中国成立不久他不用再到处跑，进入了工业部雷达局工作。
因为曾经的潜伏经历，姚子健建国初期还被有关部门调查过，当他听到自己被贴上了“敌方卧底”标签时，心里特别惊讶。他想要证明自己，可实在是联络不到自己当初的上线。
调查人员见他说不出组织关系和相关人物，对他愈发怀疑，随后去向在最高法院工作的鲁自诚求证。鲁自诚说姚子健绝对没有立场问题，自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姚子健传递出来的情报和地图，为红军在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中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鲁自诚的话有一定的分量，所以相关部门取消了对姚子健的调查。尴尬的是，鲁自诚虽然把姚子健拉进了组织，可他并不是姚子健那条线的人，只知道姚子健在测绘局工作，传递出很多情报，但沈伊娜背后的身份以及熊先生是谁，他也不清楚。
此事之后，姚子健为避免惹祸上身，就不在外人面前谈及潜伏的经历。但他一直很想知道当年自己的上线都有谁，这成了一个心结，没想到几十年后儿子帮了忙。
沈安娜听完姚子健的经历后，瞬间就了然，说：老哥哥，你的情报工作属于‘舒曰信、沈伊娜——王学文（中央特科领导人）——王世英（军委情报部门负责人）’这条线，你当时是为中央特科工作！
中央特科曾由周总理直接领导，所做的事极为凶险，陈赓大将当年也在其中工作多年。随后沈安娜又告诉他，沈伊娜是自己的亲姐姐，当时因为全面抗战爆发后，组织把她跟舒曰信调到其他城市工作了，所以上线才换成了熊先生。
至于熊先生是谁，沈安娜没有说，姚子健依然懂纪律地没有问。聊了一阵，沈安娜起身说要将情况汇报给中央部委，几天后，姚子健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身份得到了公开。
或许是因为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姚子健老先生特别长寿，2018年去世，享年103岁。当时有很多报道都将他称为“中央特科最后一位战士”。
这个世界上，真有一群人为了理想可以什么都不要，不要钱、不要名、不要荣誉，甚至性命都可以不要。他们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希望国家能够变好，只要能达成这个目的，什么苦都能忍受。组织交待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完成组织的任务是他们最重要的事。
他们留下了很多，可惜有一部分人连名字都没能留下。虽然“无名”，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都是英雄！伟大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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