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2月的一个寒夜，延安桥儿沟山坳里飘着细雪，排练窑洞却热气蒸腾。油灯昏黄，马可挥手叫停：“这一场不对劲，重来！”舞台上的“喜儿”垂眼吟唱，突然吐出一句“若能做黄家二房也好”，台下几个担任警卫的战士忍不住拍腿大喊：“喜儿，你可别叛变！”这声起哄，让所有人都僵在原地，也掀开了《白毛女》剧本“阵痛”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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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往前推五年。1939年春，26岁的马可背着小行囊，从太行山腰一路颠簸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那时的鲁艺，被同志们戏称“大杂烩”：有北平话剧明星，有苏州评弹艺人，也有山西秧歌匠，大家说话南腔北调，创作方向更是各执一词。

1940至1941年间，学院内部天天争“正规化”，洋歌剧、交响诗成排上演，连台词都夹着英文。结果宣传队下乡，舞台上唱的是意大利小夜曲，田埂边老乡却听不懂一句，干脆敲锣打鼓催场：“唱完没？还得回家喂驴呢！”尴尬写在每个人脸上，偏偏没人觉得自己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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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点出现在1942年5月30日。午后小雨，毛主席踏着泥泞来到操场。老人家的提问简单尖锐——文艺为谁？普及与提高怎么摆？鲁艺几百号人面面相觑，之前那些玄而又玄的洋词汇一下没了底气。从那天起，“到群众中去”成了统一口令。

接下来的两年，马可跟着宣传队走西北。陕西米脂，他见到驼背老汉；冀西深山，他听说“白毛仙姑”的传闻；山脚破庙，他甚至摸到几块写满血字的石板。零碎故事像被风吹来的草籽，悄悄在他心里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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