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完善了创新增长理论的系统框架，共同表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引擎，它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依赖制度构建和激励机制。这一理论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正向“创新驱动”迈进的背景下，为我们理解世界经济格局提供了深刻解释。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理论也具有高度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文章来源于“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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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三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彼得·豪伊特与乔尔·莫基尔，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突出贡献。这一评选结果，在当下全球经济动能转换、生产率放缓与技术范式重塑的时代背景下，可谓恰逢其时。它意味着经济学界对发展问题的深度关切再度成为主流和热点，也是理论之光照亮现实发展之路的最佳选择。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完善了创新增长理论的系统框架：阿吉翁与豪伊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增长模型”揭示了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莫基尔则从经济史视角指出创新并非自发产生，其持续性取决于外在制度基础。三人的研究共同表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引擎，它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依赖制度构建和激励机制。这一理论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正向“创新驱动”迈进的背景下，为我们理解世界经济格局提供了深刻解释。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理论也具有高度现实意义。当前，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本质上是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升级。中国经济增长优势不仅在技术研发能力，也在于将创新转化为产业竞争力的制度能力与市场规模，这既是中国新质生产力战略的深层逻辑，也正是三位学者强调的“创新走向产业化并形成增长”的关键。
恰逢其时的回归：经济增长从何而来？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与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三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在“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这一评选结果对经济学界而言，意味着对发展问题的深度关切再度成为主流和热点，也是理论之光照亮现实发展之路的最佳选择。它回归经济学的根本问题：经济增长从何而来？三位学者的共同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解释——增长并非资本堆砌的结果，而是由持续的技术创新所驱动；经济发展并非线性积累过程，而是在“创造性破坏”中实现结构跃迁。增长源自创新的自我循环机制。当企业家和科研人员不断推出新产品、新工艺，就会“创造性破坏”旧产业，推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换言之，创新既是增长的火种，也是经济进化的动力。三人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内生增长理论，更将熊彼特关于创新竞争的思想发展为严谨的现代经济学框架。这在全球增长动能减弱、生产率陷入长期停滞、人工智能与地缘政治重塑产业竞争格局的当下，更显恰逢其时。在学术路径上，阿吉翁与豪伊特从理论建模角度解释了“增长如何持续”的问题。他们以“创造性破坏”为核心机制解释经济演化过程：持续增长并非来自简单重复投入，而是来自旧技术不断被新技术取代的动态竞争。与此互补的，莫基尔从经济史出发回答增长动力的起点问题。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不是资本积累的偶然结果，而是知识创造与技术创新的长期制度化过程。后者往往依托于制度框架，如产权保护、竞争机制与社会对创新文化的接受度。综合而言，三位学者的研究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引擎，但创新并非自然发生，它依赖于制度结构的支持与市场竞争带来的激励。这一理论为解释当代世界经济的分化格局提供了坚实的分析基础，也为各经济体思考如何走出增长困境提供了明确方向。
内生创新的力量：从创造性破坏到持续增长机制。阿吉翁、豪伊特和莫基尔的研究共同推动了经济学从“解释增长”走向“理解增长机制”，他们不仅回答了“经济为什么增长”，还进一步揭示“经济如何实现持续增长”，其中的研究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的机制创新。传统增长理论，特别是索洛增长模型，虽然成功刻画了资本积累与产出的关系，却无法解释技术进步的来源，并将其视为外生因素。阿吉翁与豪伊特在1992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机制：创新来自企业对市场领先地位的追求，技术进步体现为新技术替代旧技术的过程。这一框架强调创新具有竞争性和颠覆性，技术进步是企业之间动态竞赛的结果，因此增长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均衡”，以生产率阶梯式上升为路径。二是“创造性破坏”概念的机制化表达。熊彼特提出“创造性破坏”描述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但长期缺乏形式化表达。阿吉翁与豪伊特以数学模型将这一思想转化为可检验的严谨理论，核心包括三层含义：其一，增长是技术迭代的过程，每一轮创新都会提升生产率；其二，增长具有破坏性：新技术的应用会淘汰旧企业和旧岗位，引发结构调整与社会摩擦；其三，创新具有激励机制：只有在产权保护与竞争机制存在时，企业才有创新动力。三是研究视角的动态演化。莫基尔从经济史的角度进一步回答了“为什么创新只在某些国家发生并持续，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却被抑制”。他通过系统分析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轨迹指出，技术变迁并非单纯的工程突破，而是深植于社会结构之中，其本质是一种“知识制度化”的过程。决定创新能否持续的关键，不在于单一科学发现本身，而在于社会是否建立起能够促成知识积累与扩散的制度基础，尤其是是否形成了科学共同体与工匠体系之间的有效连接机制。在这一框架下，国家间创新能力的差异源于制度能否激励知识传播与协作学习，而非依靠偶然的技术发现。
对全球和中国的启示。综合而言，三位经济学家揭示了增长的真正机制——经济增长不是一个静态的投入产出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结构演化过程，其核心在于能否形成鼓励创新的社会机制，能否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率提升，能否承受技术迭代所带来的劳动与资本重组压力。在这一过程中，产权保护、竞争机制、教育体系和金融结构是创新累积与技术扩散得以实现的关键条件。三位学者的研究不仅推进了增长理论的演进，也为我们理解当今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提供了关键视角。在他们的框架下，全球增长应从“资本驱动逻辑”向“创新驱动逻辑”切换：经济增长并非由要素投入数量决定，而由技术进步能力与制度效率决定。当前，这一逻辑转变正在世界范围内深刻展现，全球竞争焦点正从过去的贸易份额争夺，转向创新生态能力的比拼。这一理论提醒我们：增长的源泉在创新，在于建立鼓励创新的制度生态，包括产权的保护、教育与科研的投入以及资本市场的支持等，让创新者能够分享回报，经济也将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跃升。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不能仅依靠成本优势，而要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赶超，在全球价值链中上移。与许多仍停留在工业化追赶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不同，中国已经具备迈向创新型经济的现实基础，但同时又处在增长动力切换的复杂阶段。一方面，当前全球市场环境因地缘风险与供应链重构出现重大不确定性，制造业成本优势开始面临新型竞争，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转换。另一方面，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完整的产业链结构、快速扩展的技术应用市场、雄厚的人才储备以及快速提升的研发投入占比，这为经济转向创新驱动奠定了坚实的结构条件。近年来，中国提出“新质生产力”“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战略方向，本质上正是在推动经济增长转向效率提升、自主创新以及高附加值发展。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是增长逻辑结构性升级的表现，这与三位学者的理论判断具有高度一致性。中国经济的优势不仅在技术研发能力，也在于将创新转化为产业竞争力的制度能力与市场规模，这既是中国新质生产力战略的深层逻辑，也正是三位学者强调的“创新走向产业化并形成增长”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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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hion， P．， & Griffith， R． （2005）． Competition and Growth： Reconciling Theory and Evidence．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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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kyr， J． （2005）．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In P． Aghion & S．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1B， pp.1113–1180．
文章来源于“新浪财经”
图文编辑：张洵
责任编辑：刘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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