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在韩国特流行:“韩国人一辈子躲不开三样 —— 死亡、交税和三星。” 这话一点不夸张,足以看出三星在韩国的分量有多重。其实不光韩国,东亚另外两个经济强家 —— 日本和中国,这些年发展下来,也都养出了各自的 “巨头” 企业。

韩国三星财团的资产有 2.16 万亿,日本三菱集团更厉害,资产直接飙到 21 万亿,数字看着都吓人。咱中国作为亚洲大国,自然也有拿得出手的财团。有消息说,中国最大的财团手里的资产,比韩日那两家加起来还多不少。那咱中国这头 “巨无霸” 到底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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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巨头的出现,都带着明显的时代印记。就说三星吧,它的故事得从 1938 年说起,那会儿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创始人李秉喆拿了 3 万韩元,在现在的大邱开了家小贸易行,主要就是把干鱼、蔬菜卖到国外去。

到了 1960 年代,韩国刚从战乱里缓过来,政府一门心思搞经济,三星特别会抓机会,把钱都投进了电子和化工这两个能赚大钱的行业。等到 70 年代,三星更是赌了把大的,把大笔资金砸进当时前景还不明朗的半导体领域。就是这一把赌对了,不仅让三星成了行业老大,还直接把韩国推上了全球半导体强国的位置。

再看日本三菱,它发家的路子带着股铁锈和硝烟味。1870 年,岩崎弥太郎凭着三艘破旧的轮船,搞起了 “三菱商会”。他刚好赶上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一个劲搞军事扩张,政府的军火订单像雪花似的送上门,这就给三菱的崛起添足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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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时候,三菱彻底变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工具,天上飞的零式战斗机、海里游的航空母舰,好多武器上都有三菱的标志。战争虽然打输了,但也给三菱攒下了扎实的工业底子。战后三菱一度被强制拆分,可架不住它内部关系盘根错节,没多少年就换了种更隐蔽的方式重新整合,实力反而比以前更强了。

咱中国要说 “巨头” 企业,有个从清朝就有的老字号不能不提 —— 招商局。1872 年,清朝内有动乱、外有强敌,没办法搞起了洋务运动。李鸿章牵头办了招商局,目的很明确,就是 “自强求富”,想用商业的力量救救快不行的国家。

招商局开了中国近代商业的好多 “第一”,比如中国最早的银行、保险公司,称得上是 “中国近代商业的摇篮”。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它没在历史里消失,反而跟着新中国一起发展壮大,成了帮国家落实战略的中坚力量。

这些巨头一旦壮大起来,就像藤蔓似的,触角能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织出一张看不见却到处都有的网。在韩国,一个人可能在三星医院出生,住三星盖的公寓,用三星手机,就连去世后的殡葬服务都可能是三星的。

这种 “一辈子都离不开” 的背后,是三星把韩国经济命脉攥在了手里。它一年的产值曾经占韩国 GDP 的五分之一,直接雇了 80 多万人,间接影响着几千万人的饭碗。它随便一个投资决定,都能让整个韩国经济跟着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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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三菱就低调多了,但影响力一点不小。很多人对三菱的印象还停留在汽车上,其实那只是冰山一角。三菱真正的本事在重工业和军工领域。日本海上自卫队每三艘驱逐舰里,就有一艘是三菱重工造的,超过一半的潜艇也出自它家生产线,连 “爱国者” 导弹在日本的生产都归它管。

它的业务还不止这些,金融领域里它的银行影响着贷款,能源领域在全球投资油气田,甚至航天领域的火箭发射、卫星制造,它都插了手。

咱中国的招商局,扮演的是国家基础设施 “压舱石” 的角色。它的网点遍布全球主要港口,从上海到深圳,庞大的航运船队规模在世界上都排得上号,是保障国家物流大动脉通畅的关键。

它不只是个港口运营商,业务还跨了金融、地产、工业、农业好几个领域,而且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在沿线国家投了不少钱、建了不少项目。招商局在北京、江苏有不少土地,运营着香港最大的修船厂,在高科技风险投资领域也是佼佼者。这家 2024 年 9 月排进中国企业 500 强第 59 名的巨头,更像是国家意志的延伸,每一步动作都跟国家的大战略紧紧绑在一起。

企业大到一定程度,跟政府的关系就变得又微妙又复杂。三星在韩国,就上演了一出企业和国家权力互相较量的戏码。它享受着政府的政策照顾,反过来又凭着庞大的经济体量 “牵制” 国家决策。韩国政府明明知道三星的垄断让中小企业没活路,却不敢轻易动手管,就怕搞出大的经济动荡。

以前三星就只是缩减了点投资计划,立马让韩国股市大跌,最后还得政府官员出面安抚,求它继续投资。这么一看,三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韩国经济的 “影子政府”。就算它的高管老卷入行贿、偷税这些丑闻,司法系统处理起来也总是 “雷声大、雨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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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跟日本政府的关系,更像是绑在一起的 “共生体”。作为军工复合体的核心,三菱的利益跟日本的国防战略天生就一致。它不用像三星那样跟政府斗来斗去,因为从一开始,它就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虽然平时很低调,但在政坛的隐形影响力特别大,甚至有说法称,日本首相做决策都得考虑三菱的想法。三菱在能源、航天等领域的全球布局,也跟日本想提高国际地位、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高度契合。它和政府之间,更多是一种有默契的合作,一起为国家的大目标努力。

而招商局的模式就清楚多了。作为中央企业,它首要任务不是给某个家族或股东赚钱,而是服务国家战略。它搞港口航运,是为了保障国家物流安全;做金融业务,是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 “一带一路” 上搞项目,是为了促进国际共同发展。

它赚的钱,最后都会上缴国库,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扶贫这些民生项目上。这种模式从根本上杜绝了家族垄断和资本乱扩张的风险,保证企业发展方向始终跟国家、人民的利益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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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三星、三菱、招商局走了三条完全不同的路。三星成了跟国家共生甚至互相较量的家族财阀;三菱是扎根军工历史、跟国家战略深度绑定的低调帝国;招商局则是纯粹的国家工具,是服务国家大战略的 “国之重器”。这三种模式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它们都是各自国家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孕育出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