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天津老城厢的一座老楼，外墙斑驳，院子不大，种着几棵歪脖子树。
就是在这栋楼里，冯巩的父亲冯海岗年轻时住过。
那会儿房子连玻璃都没有，全家人挤在一间十二平米的小屋里过冬。
风呼呼灌进来，靠糊报纸和棉布挡风。
可是冯海岗不怎么抱怨，照样每天背着书包去上班。
谁也想不到，这个普通职工的爷爷，曾经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冯国璋，1859年生人，河北人。
小时候家里条件还不错，算是当地大户。
后来父亲在科举中接连落榜，精神出了问题，家道就开始败落了。
冯国璋十五六岁那年实在撑不下去，被亲戚介绍去大沽口当兵。
那时候他什么也没有，唯一的优势是识字，能写点文章。
这在营里就是稀罕事儿了。
年轻的冯国璋很能吃苦，也懂得抓机会。
在部队里混得不错，后来去了天津武备学堂。
再往后就是一路高升，成了袁世凯手下的得力干将。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辞职，冯国璋被推上了总统的位置。
可当总统并不轻松。
冯国璋手下没钱，政府财政一塌糊涂。
他上任前，专门找段祺瑞谈了个“条件”：当总统可以，但得让我兼个崇文门监督的职务。
为什么？因为这个职务能收商业税，每月进账20万。
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填补总统府的开销。
冯国璋当时的想法很现实。
他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也清楚自己并不是真正的“赢家”。
他走得谨慎，说话做事都留余地。
他的原配夫人吴氏，是他还在河间书院读书时认识的，两人感情很深。
吴氏后来早逝，冯国璋特地在家祠中为她设了祠堂，每年亲自带孩子去祭拜。
这种事，在那个讲究续弦和姨太太的年代，并不多见。
冯国璋有几个儿子，其中长子冯家遇，是吴氏所生。
冯家遇没走父亲的老路。
他从北洋速成武备学院毕业，后来去德国柏林工学院留学，学的是化学冶金。
那时候正是清末，留学德国的人不多，尤其是学理工科的。
回来后，冯家遇原本在直隶兵工厂工作。
职位不低，叫“帮办”，算是个副厂长。
但他觉得没什么发展，干了一阵就辞了职。
当时正赶上袁世凯称帝失败，政局动荡，很多北洋旧部开始转向商界。
冯家遇也是其中之一。
他去了天津，投身实业。
最早是接手了东方油漆厂。
那时候市场上都是日本的“鸡牌油漆”，卖得火。
他不服气，说德国的油漆技术明明更好。
于是他引进德国配方，找来德国技师，搞研发。
没过多久，“猫牌油漆”问世。
不仅性能好，还便宜，老百姓爱用。
天津人就传出了句笑话：“猫吃鸡”。
意思是国产的“猫牌”打败了日本的“鸡牌”。
冯家遇不止搞油漆。
他还办了天津大陆银行、保定电灯厂、恒源纱厂。1917年，他和曹锟、王占元合资筹建电灯厂。
那时候的天津，晚上点电灯是稀罕事。1921年发电成功，设备德国进口，效率高。
到1937年，这家厂被列入全国47家一等、二等发电厂之一。
但冯家遇最让人佩服的，不是他当年赚了多少钱，而是他在民族危机时的态度。
1937年，日军占领华北后，扶持王克敏成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
王克敏找过冯家遇，想拉他入伙。
按当时的说法，是请他出山“共襄大业”。
但冯家遇断然拒绝。
他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能担任公职。
为了让人信服，他每天用黄胆水抹脸，让自己看起来脸色发黄，像得了重病。
久而久之，王克敏也就不再催了。
这不是一时的糊弄，而是长久的坚持。
为防后人动摇，他特意立下三条家规：不在租界买房，不娶洋媳妇，女人不准戴钻石戒指。
看似琐碎，其实每条背后都有他的用意。
他不愿后代依赖外国保护，也不想家族被洋气腐蚀。
这种谨慎，带着一点老派的倔强。
他晚年把名下资产上交国家，没有留下一栋楼、一笔钱。
当时有人劝他，留点给子孙也好啊。
他摆摆手，说：“够了，够了。”
冯家遇这份骨气，冯巩的父亲冯海岗继承了。
他大学读的是辅仁大学教育系，那是北平四大名校之一。
后来辅仁并入北师大，他就留在教育系统工作。
没经商，也没当官，一辈子勤勤恳恳。
冯巩小时候住的那栋老楼，是冯国璋晚年养老的地方，也是冯海岗分到的房产。
外表看着气派，住起来其实挺寒酸的。
冬天特别冷，夏天闷得睡不着觉。
冯海岗讲过，小时候家里穷得过年只能熬粥。
他记得祖父临终前叮嘱最多的是两个字：节俭。
他也常常跟孩子说：“咱家以前有过，但也吃过苦。
冯巩小时候调皮，喜欢模仿人说话。
冯海岗没管他太多，只说：“你爱说就说吧，别撒谎就行。”
几十年过去了，冯巩站在舞台上，讲的都是生活里的小事，老百姓的心声。
他从来不靠出身炒作，很少提起家族背景。
这事儿，知道的人不多。
直到一次老宅修缮，邻居才说：“这房子以前是冯总统住的。”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
彭秀良著，《冯国璋传》，中华书局，2018年。
《北洋人物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天津工商档案（1912-1937）》，天津档案馆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人物档案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5年。
《辅仁大学校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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