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的临沂，那个时候存在“百里有百里的风俗，十里有十里的习俗”这种情况。但是有一样东西是相同的，那就是土地。土地那确实是众人的生存根本，也好像是衡量权力的尺度。
朱樊村王家称有九万亩地，刚一听像是天方夜谭。但是你要是翻看当年的账本，又不一定全都是吹嘘的。先来看一组数字：抗战之前的沂蒙农村，大约百分之三点五的地主占有百分之四十五点八的耕地，可是超过七成的贫雇农却仅仅只有百分之十八点四的糊口田地。这样一进行对比，土地集中的程度非常惊人。要是朱樊村王家所说的九万亩是真实的，那么估计能够跨越县份连接州郡了。记得莒南大店的庄氏家族，在鼎盛的时候横跨鲁苏两省七个县，土地山场有十万多亩，堂号有一百五十多家，佃户有两千多户。
民间有话语这样说：“人行走一百里路不会在别家的店铺住宿，马奔跑一百里路不会吃外姓人的草料”。农田的面积有多么宽广？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外乡人憋着不想在他家的农田里排泄粪便，硬是走了一整天一整夜，结果一蹲下来，一问发现还是属于农田的田地。不过朱樊村王家的田地权属结构或许更加复杂一些。那时候的大地主，并不全都是依靠耕种土地来获取钱财的“土财主”了。比如沂源徐家庄的“恒顺堂”左家，主要的收入不是田地的租子，而是济南、周村的银号货栈，垄断花生、蚕茧的生意，算是民族资本家的初步形态。王家如果真的有9万亩田地，估计也得走“以商业来滋养田地以田地来巩固根本”的办法。
要是土地变多了，那么纠纷就会随之而来。1944年莒南有一件“平鹰坟”的事情。中和堂少爷的鹰扑了佃户的鸡，佃户一锹把鹰拍死了。随后地主就逼迫佃户给鹰出殡立碑，还得像给父亲办葬礼那样行礼。
在这一荒诞事情的背后，是地主对人身以及土地的绝对掌控。一直到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工作队发动群众铲平鹰坟，佃户才敢挺直腰杆说“总算是翻身了”。那九万亩地该怎么管理？并不是拿着一个算盘就能够解决的事情。庄氏家族依靠“七十二堂号”来进行分权治理，每一个堂号都得满足“政治有根基、经济有实力、家里有佃户佣人”这三个条件。要是王家规模相近，也少不了类似的管理网络。
土地越多就越容易成为靶子。像刘黑七这类土匪就专门挑选大户进行绑票，王家得准备匣子枪、购买钢炮，还有传说要自己修建铁路来运输货物。在乱世之中土地既是能够产生财富的金山，又是如同火药桶一般的存在。那九万亩的记载可靠？觉得数字或许有些夸张，但是土地集中度应该不会偏离大的趋势。1952年朱村土地证存根显示，土改的时候每户分地严格按照人口“抽肥补瘦”，能够看出当年确权很精细。要是王家真的占有九万亩土地，按照当时临沂耕地面积来估算，说不定能够进入全区前十。
不过，很多大地主的最终结局，最后都伴随时代而改变了。庄氏家族在1945年把宅院献出来作为山东省政府的驻地，大店就成了“山东小延安”。恒顺堂的大楼在分家的时候兄弟之间拿枪相对地干，最后还真如同三少爷所说的：“早晚得给要饭的”。土地改革一到来，千万亩土地又回到了种地之人的手中，地主阶层的好日子立刻就没有了。
当下提及九万亩，仿佛听闻一段黑色的奇异之事。土地从被束缚的状态转变成为能够维持生计的物品，从特权的象征转变成为百姓生活的根本。这种变化本身，是一部缩小版本的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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