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四川大邑县的天都要塌了。
这对曾经恨不得穿一条裤子、在川西横着走的亲兄弟，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个奔向了坟墓，一个奔向了北京。
但这事儿吧，如果你只把他当成个贪财的土老肥，那真是太小看那个混乱年代的生存法则了。
说白了，他就是军阀体系下的“超级提款机”。
20年代的四川，打仗跟吃饭一样稀松平常。
他在宜宾当税捐总办那会儿，简直是把“金融创新”用到了邪路上。
我也查了一下资料，这人居然发明了44种税。
上厕所要交税，修房子要交税，种地要交税，甚至连你家里锄头闲置着都要交税。
最绝的是“预征税”。
为了给弟弟凑军费，他硬是把税收预征到了几十年后的1957年。
你想想，老百姓还在过民国二十几年的日子，兜里的钱已经被掏到新中国成立后八年了。
这哪是收税啊，这分明就是拿后世子孙的饭碗，来填现在的无底洞。
如果说收税是“明抢”，那他对鸦片的控制，就是不折不扣的“暗杀”。
他搞“禁烟”，名义上好听，实际上是搞“专卖”。
他逼着农民种罂粟，你要是有良心，想种粮食？
行啊，交“懒税”。
逻辑闭环了：你不种毒就是“懒”，就得罚款。
农民没办法只能种，结果种出来的烟土，还得低价卖给刘家的收缴机构。
这一进一出，农民被剥削得只剩皮包骨，刘家的金库却堆满了带血的银元。
这不就是现代互联网大厂那一套吗？
先垄断渠道，再两头吃。
把毒品生意做成行政命令，这种所谓的“商业闭环”，比单纯的抢劫还要脏一万倍。
钱多了怎么办？
那个乱世，有钱没枪就是肥羊。
于是，大邑县安仁镇，一座占地70多亩、拥有350多间房子的超级庄园拔地而起。
这哪是盖房子，分明是修碉堡。
为了造这个“独立王国”，他找来了中西方的设计大师。
你现在去看，那里面既有中式庭院的深邃，又有西式城堡的坚固，混搭在一起，透着一股子森严的压迫感。
最神秘的是那个“风水楼”金库。
据说墙壁里用了德国进口的钢材，混凝土里还掺了糯米浆——这玩意儿干了以后比水泥还硬，连当时的土炮都轰不开。
还有他那口棺材，光底漆就刷了49遍，那是真的“死不起”。
这头是极度奢华的棺材板，墙那头就是衣不蔽体的佃户。
那种极致的奢华就在路边冻死骨的眼皮子底下晃荡，这种刺激，比什么革命宣传都管用。
真正让他从“全川提款机”缩回去当“土皇帝”的，是著名的“二刘之战”。
人在外面受了气，回家就容易变态。
养打手、设水牢（虽然学界有争议，但那确实是压迫的符号），把安仁镇搞成了个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
这其实是他内心极度恐惧的表现。
他怕失去权力，怕被清算，所以只能用更狠的暴力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
可是，历史的车轮滚起来，谁挡得住？
1949年，解放军的炮声近了。
讽刺的是，他搜刮了无数民脂民膏，吃了无数补品，最后却被肺结核折磨得不成人样。
他不敢留在安仁镇等死，怕被愤怒的农民撕了；也无法像弟弟那样有政治资本去谈判。
最后只能试图逃往成都，想在那边找条活路。
结果呢，他在双流县地界的一处病榻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死的时候，满眼都是恐惧。
他攒了一辈子的金条银元，最后不仅买不回一条命，连个安稳觉都买不到。
现在70多年过去了，大邑县那座庄园还在。
看着那些奢华的螺钿家具，还有那辆当年极其罕见的福特汽车，咱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地主的排场，更是那个旧时代是怎么把自己作死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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