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的上海法租界，秋风卷着租界外的炮火声穿过逼仄弄堂，一间陈设简陋的寓所内，57岁的易培基在剧烈咳嗽中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
这位故宫博物院的首任院长，临终前仍紧攥着一纸泛黄的遗呈，上面“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视听者匪细”的字句，被泪水浸得字迹模糊。他喉咙里嗬嗬作响，拼尽最后力气吐出“昭雪”二字，便永远阖上了双眼。
窗外，日军的飞机呼啸而过，这座城市的繁华正在炮火中崩塌，一如他被构陷的人生，在民国政坛的权力倾轧里碎得彻底。
这场轰动民国的“故宫盗宝案”，从来不是什么监守自盗的丑闻，而是一场精心炮制的政治构陷，藏着民国政坛最肮脏的权力算计，也写满了一位文人学者的悲情与无奈。
故事的缘起，要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初创说起。
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末代皇帝溥仪逐出紫禁城，这座尘封了两百余年的皇家宫殿，第一次向平民敞开了大门。
国民政府随即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着手清点宫中浩如烟海的文物，湖南才子易培基因同盟会元老的资历、留日归来的学术背景，以及对金石书画的深厚造诣，被推举为委员会核心成员，兼任古物馆馆长。
彼时的紫禁城，更像一座巨大的“废品仓库”，溥仪出宫前，太监宫女监守自盗，珍贵文物流失不计其数，剩下的器物杂乱堆积在各个宫殿，有的字画被虫蛀得只剩残片，有的瓷器摔成了碎片，有的金银器氧化得面目全非。
据《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记载，易培基带着职员们，从养心殿开始，逐件清点登记，“一物一卡，一卡一号”，哪怕是一支残破的毛笔、一个生锈的铜炉，都要记录在案。
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凉水，历时一年多，终于完成了117万余件文物的清点工作，这份详实的报告，后来成为故宫文物管理的基石。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而国民党元老张继仅获任常务理事兼文献馆馆长——这个结果让觊觎院长之位已久的张继心怀怨恨，为日后的构陷埋下了致命伏笔。
张继此人，虽顶着“元老”头衔，却毫无学者风骨，满脑子都是官场钻营的算计。
他本以为凭借自己在国民党内的资历，院长之位唾手可得，没成想却败给了“半路出家”的易培基，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
更让他耿耿于怀的是，易培基因肺病缠身，暂未到任时，并未按官场“惯例”将大权托付给他，反而委派女婿李宗侗担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
李宗侗出身名门，是晚清名臣李鸿藻之孙，又是理事长李石曾的侄儿，为人刚正不阿，做事一丝不苟，上任后便整顿故宫纪律，严禁职员私拿文物，就连张继想借阅一份未公开的清宫奏折，都被他以“须按章程办理”为由拒绝。
此事传到张继耳中，更是火上浇油，他认定易培基翁婿是故意给他难堪，明里暗里开始处处作对。
两人的矛盾，还牵扯到故宫内部的派系之争，易培基主张“学术立院”，强调文物的保护与研究；张继则想把故宫当成自己的“政治后花园”，拉拢亲信，安插人手，双方多次在理事会上争执不下，裂痕越来越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火，彻底打破了故宫的平静。
日军侵占东北，平津地区危在旦夕，故宫里的百万件文物，随时可能毁于战火或落入敌手。易培基忧心如焚，连夜起草《故宫文物南迁计划书》，提出将文物分批运往上海保存，待时局稳定后再运回北平。
这份计划书，却在朝野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
反对的声音铺天盖地而来，鲁迅在《申报》上撰文质疑：“说什么‘古物南迁’，都是些无聊的达官贵人的馊主意，倒撇下北平的百姓不管，单搬些坛坛罐罐跑路！”
胡适、徐志摩等名流也纷纷发声，认为“文物应与国土共存亡”，甚至故宫内部的研究员周肇祥，还纠集一批人成立“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扬言要“以死捍卫国宝”，并给易培基寄去了装有子弹的恐吓信。
面对汹汹舆情，易培基没有退缩，他在北平各界人士座谈会上慷慨陈词：“文物是民族的命脉，今日不迁，他日若落入日寇之手，我辈便是千古罪人！”
为了争取支持，他多次往返平津与南京之间，面见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痛陈利害。
据《宋子文日记》记载，宋子文被易培基的赤诚打动，最终拍板同意文物南迁。
而张继，却在此时跳出来横加阻拦，他提出将文献馆的文物单独迁往西安，由他亲自负责保管，还要求支配三分之一的南迁经费。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是想借机掌控文物，扩充自己的势力。
易培基自然不会同意，直言“文物南迁是整体行动，不可分割”，张继的图谋落空，对易培基的恨意，又添了几分。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城内寒风凛冽，前门火车站却灯火通明。
第一批2118箱故宫文物，在张学良派来的一个营兵力的护送下，悄然登上了南下的专列。
为了保密，列车没有悬挂任何标识，沿途的车站都加派了军警警戒，就连火车司机，都不知道自己拉的是国宝。
易培基站在月台上，看着列车缓缓驶离，眼眶泛红。
他不会想到，这场被后世誉为“文化长征”的迁徙，保住了无数中华文脉，却也成了张继夫妇构陷他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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