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几年我们提起那些“名人家属”，第一反应总是八卦。
其实这也不奇怪，毕竟八卦是人的天性，但很多人还不知道，属于杨家的传奇从不止于杨振宁一人！
杨振宁的三弟杨振汉，更是用一生低调书写了一部实干史诗，甚至比想象中还要让人震撼！
清华园走出的"工科种子"
1932年，杨振汉出生在清华园那时候，他的父亲杨武之已经是清华大学算学系的教授，大哥杨振宁比他大十岁，正是好学的少年阶段。
家里书香氛围浓厚，杨振汉从小就浸润在两股力量里：一是父亲治学的严谨态度，二是兄长们身上那股努力向前的劲。
大哥杨振宁对弟弟的影响尤其明显。
杨振宁当时还给家里的弟妹们定了个“奖惩规则”：谁读书认真、帮忙做家务、听话懂事，就记个红点，做错事就记黑点。
每周攒够三个红点，就能得到“大礼包”：由大哥骑车带去城里看电影。
年幼的杨振汉为了攒红点，常常早早完成作业，还主动帮母亲照顾更小的弟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杨振汉随家人一路南下，最后在昆明落脚，父亲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作。
那时候物资紧缺，空袭不断，但联大的师生们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
杨振宁和同学黄昆经常为了搞懂量子力学里的“测量”问题，白天争论不休，晚上躺下了还会爬起来点蜡烛翻资料。
杨振汉常常躺在旁边看着这些场景，这种较真钻研、追根问底的精神，深深影响了他。
1948年，杨振汉随父亲搬到上海，从此和这座城市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1953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化工机械专业毕业，去了北京冶金部做设计工作。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工科人才很吃香。
他在清华园和交大的学习经历，让他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也让他明白一个道理：理论再好，如果不能落到实际工作里去，价值就发挥不出来。
柴油机厂的"技术掌舵人"
1965年，杨振汉调到上海柴油机厂工作，从车间技术副主任开始，一步步做到厂长。
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职位上的升迁，更是从“纸上谈兵”走向“实战攻坚”的历练。
刚到车间的时候，厂里的柴油机故障率很高，好多关键零件还得靠进口。
杨振汉没坐办公室指挥，而是带着技术团队天天泡在车间里，一道工序一道工序排查问题。
为了搞定一个核心部件的精度问题，他和团队查了上百份资料，做了几十次试验，最后成功自主研发出替代进口零件，不仅成本降下来了，机器故障率也从15%降到不到2%。
1978年，杨振汉当选全国科学大会代表，这是对他技术成果的认可。
他在大会上见到很多科技前辈和同行，回到工厂后，信念更坚定：靠科技让工厂发展。
他推动建立了技术革新奖励制度，鼓励工人和技术员提建议、搞改进。
在柴油机厂的18年里，杨振汉磨练了务实的作风。
上海滩的"开放先锋"
1983年，41岁的杨振汉调到上海市进出口办公室工作，两年后升任上海市外经贸委主任。
那会儿的上海，正站在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上，而杨振汉也成了这股浪潮里的“弄潮儿”，干了好几件当年算是开先河的事。
最让人记得的是他牵头成立了国内第一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化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
那个年代，国内航空公司大多是国营，市场化几乎没有。
杨振汉很早就看出，随着对外开放深入，民航需求会越来越大。
他顶着“冒进”“不切实际”的质疑，多次跑北京汇报方案，争取政策支持。
资金问题上，他提出“多方参股”的办法，让好几家企业投资。
服务上，他带队去国外航空公司考察，把“客户至上”的理念带回国内。
在引进外资项目上，杨振汉也很有魄力。
他主导引进的花园饭店、波特曼大酒店、希尔顿酒店，如今都是上海的地标建筑，但当年可没那么顺利。
有人担心“外资酒店会冲击民族产业”，也有人不赞成“把黄金地段交给外商”。
杨振汉耐心解释：“开放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学先进经验，让上海更快融入世界。”他亲自参与谈判，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争取优惠政策。
酒店建成后，不仅提升了上海的接待水平，也让国人近距离体验到国际化的酒店管理。
还有一个小趣事，就是哈根达斯冰淇淋。
当时很多人觉得“几十块钱一盒冰淇淋”，太奢侈，也没啥实际用途。
但杨振汉看到趋势，觉得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精神和物质上的追求也会跟着升。
他的判断没错，哈根达斯后来成了高端冰淇淋的代名词。
低调的"人生赢家"
杨振汉的妻子谭茀芸也是非常出色的人，当时她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助理兼经济部部长。
夫妻俩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在香港政商界也算是一段佳话。
1991年，两人离开公职，共同创办了顾问公司，继续推动两地经济交流。
1992年起，杨振汉担任公司董事长。
虽然身份变了，但他服务国家的初心没变。
作为广州市政协委员，他积极为珠三角发展建言献策，作为企业家，他促成了不少沪港合作项目。
无论事业做得多大，他一直很低调，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杨振汉的低调，很大程度上源自家庭。
父亲杨武之一生潜心治学，从不张扬，大哥杨振宁虽成就显赫，却一直保持谦逊。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杨振汉养成了“多做事、少说话”的习惯。
他常说：“做事情是为了创造价值，不是为了出名。”这种态度，让他在浮躁的商界显得特别踏实。
在家风影响下，杨振汉对祖国有着深厚感情。
1985年去香港前，他和妻子特意在家小花园里种了两棵香樟树，寓意“根在上海”。
多年过去，这两棵树已经长得枝繁叶茂，而他无论身在香港还是上海，始终关注祖国的发展。
2017年，85岁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这一生够幸运，能跟上祖国每个阶段的步伐。”话里既有自豪，也有感恩。
杨振汉的家庭也让人羡慕。
他和谭茀芸几十年相濡以沫，不仅是生活伴侣，更是事业伙伴。
这种和睦的家庭关系，也成了他坚实的后盾。
更让人感动的是杨家兄弟之间的深厚感情。
1972年，杨振汉曾和大哥杨振宁、妹妹杨振玉一起到河南访问，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当年，邓稼先给杨振宁回信，说中国原子弹研发没有美国人参加。
杨振汉亲眼看到大哥看完信后泪流满面，这种兄弟间的理解和支持，也一直是杨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人说，杨振汉是“大哥光环下被忽略的英雄”，但他自己似乎并不在意这些。
对他来说，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名声有多大，而在于能不能跟上祖国发展的步伐，能不能为社会做点实事。
从清华园的香樟树，到黄浦江的涛声，从香港的写字楼，到珠三角的工厂，他用一生证明了：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低调的人生，同样可以发出光亮。
参考信源
澎湃新闻
上海党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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