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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政党，以反对党的姿态与国民党相抗衡，是台湾“党外”人士梦寐以求、国民党惧怕万分的事情。
“党外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筹划组党，国民党则会无情地将新党扼杀于胎儿时期。1960年，雷震等因筹组“中国民主党”而获罪入狱，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也与“党外”组党有关。因此，组党问题成为“党外”势力发展过程中难以突破的瓶颈。
80年代中期“党外”势力的发展，使组党问题再次自然而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初具政团规模的两大“党外”组织——“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和“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成为此次组党活动的主要设计者。尤其是“公政会”，组织化程度较高，在不少地方设有分会，在组党过程中出力甚巨。
1986年5月成立的“公政会首都分会”设有“组党行宪委员会”，研究组党相关的问题。一个月后，“公政会首都分会”向“总会”提出一项报告，建议1987年正式成立新党。
组党由此成为“党外”的热门话题，“党外”各派达成高度一致，都热衷于充当新党的缔造者，以争取政治资本。组党浪潮互相激荡，组党进程令人惊讶地快速发展。
7月初，“公政会”秘密组织了尤请、谢长廷等9人参加的“组党行动规划小组”，具体筹划各项组党事宜。“党外”人士纷纷组织各种会议，向公众宣布自己的组党计划，争当创建新党的功臣。9月初“林正杰案”发生后，“党外”组织的大规模街头游行抗议活动，当局未以强硬手段对付，使“党外”人士体味到当局政策的某些变化，意外地受到鼓舞。
9月19日，参加与国民党沟通的康宁祥、尤清、江鹏坚等7位“党外”代表，邀请全台“党外”人士讨论沟通事宜，会上决定由尤清、江鹏坚等组成小组，研究新党的党名、党纲及党章等细节问题，并开始征集新党发起人的签名。
1986年9月28日，“党外”在台北圆山饭店召开了“全国党外后援会”，全台湾知名“党外”人士聚集一堂，原来是要研讨“党外”参加1986年“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的各项工作。
但会议进行中，突然有人提出应趁机讨论组党问题，整个议程瞬间发生根本变化。
尤清在一项提案中称：
接着，便开始征集新党发起人签名。直到这时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还认为会先组织一个正式的“新党筹备委员会”，为新党的出世做最后准备。可朱高正在下午的会议上又出人意外地提出当天即宣布新党成立的主张。
他说“后援会”推荐的候选人均是新党的候选人，倘国民党敢于对新党迫害，候选人便全部退出选举，使国民党面临内外夹击。附合朱高正建议的人也表示“行动要快以免夜长梦多”。尽管参加会议的人没想到新党竞会如此匆忙地成立，但在建党问题上大家有共识，且不甘落人之后，故当时会场气氛热烈，“与会人士心情亢奋，互相感染，终于全场人士一致起立鼓掌”。
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正式宣布成立。在国民党戒严体制和党禁封锁之下，台湾的第一个反对党终于仓促出世了。
当晚，新党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宣布民进党成立。招待会由费希平主持，尤清、谢长廷分任新党发言人。尤清等称，已推定由费希平任召集人的7位组党工作委员，即日起进一步研究规划党务细节，预定在年底以前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谢长廷则指出，“民主进步党”是开放性的一般民主党，“将设理、监事制行使权力”。“民主进步党”的党名前不冠以“中国”或“台湾”的字样，主要是为了避免“中国结”与“台湾结”之间的纠缠与争辩。
虽然组党“是台湾近四十年来政治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力渐变所蕴积的发展成果”，“党外”也把组党列为最高目标，但许多历史事件都是必然与偶然结合的产物。
按预定的时间表，组党的具体日期应在1987年。“党外”在绝大多数“党外”人士事先全不知晓，许多具体工作眉目不清，人事安排尚未协调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新党成立，是台湾内外情势激荡的结果，其主要原因有三条：
第一，为了在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中出奇制胜，取得选民支持。
“党外”若能在选举时以新党面目出现，会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对最积极主张组党的分子来说，选举前是开发“党外”资源的最好时机，即使有些“党外”人士存有异议，也要考虑到参加选举而不便公开反对。
第二，“党外”人士认为，“党外要实现组党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在‘蒋经国时代’或‘后蒋经国时代'交替的这个时刻。”
这正是蒋经国标榜“政治革新”之时，倘若抓不住机会，或许又要空等多年。陈水扁、林正杰等人入狱，使“党外”认识到国民党内强硬势力仍然很大，应尽快组织起来。再者，选择“选举”之前宣布组党，国民党为了选票计，恐怕不敢贸然采取强硬措施，封杀新党。
第三，促成“党外”迅速组党的直接触因，则是在美国流亡面又与台湾“党外”关系密切的许信良在1986年5月1日宣布，将组织“台湾民主党”，“11月前完成建党工作后，将迁党回台，突破党禁”。
在岛内奋斗的“党外”人士自然不愿组党的头筹为许信良等所拔取，使台湾“党外”人士丢尽面子，故他们要抢先一步，在新党的组织型态、党魁、党纪等政党的要件均付阙如的情况下，仓促宣布了新党的成立。果然，民进党成立后，许信良即放弃组党计划，而将其在美的组织改称“民主进步党海外支部”。
民进党径自宣布成立，引起台湾社会议论纷纷。国民党当局一再发出威胁，不许正式组党。但民进党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胁，顶风加紧筹划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6年11月10日，民进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大”)如期在台北市环亚饭店举行。出席代表约150人，代表该党的1200名党员。大会由费希平任主席，主要议程是：讨论通过“党章”、“党纲”及选举党的领导机构。
民进党的“党章”分为总则、党员、组织、“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中央党部、地方党部、纪律与仲裁、经费、附则共九章三十三条。
体现民进党政治动向的是其“党纲”。它提出了民进党对当前台湾各种焦点问题的政治主张，包括“外交”、“国防”、自由人权、政治、财经、社会、劳动、农渔林牧、教育、文化十部分，计有一百三十九条。
在政治方面，民进党“党纲”要求立即解除戒严，废止“国家总动员法”，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省、市长直接民选，开放党禁。在自由人权方面，“党纲”要求保障人权，非现役军人不受军事审判，“保障人民表达意见之自由”，政党退出军队，实现军队国家化等。同时，“党纲”中又主张“不采暴力革命手段从事政争，各政党应和平共存，公平竞争，共同为合湾的安定与繁荣而努力”。
在统一问题上，“党外”运动时期一直存有“统独之争”，民进党的“党纲”等文件中对统独问题尽力回避，态度暧昧而倾向“独派”。
关于台湾前途，“党纲”指出，“台湾前途由一千九百万台湾住民决定，”“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又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
因此，民进党主张：“任何政府或政府的联合，都没有决定台湾政治归属的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和平竞争”，争取终止台海对抗，但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列入“外交”项目而非“政治”项目中，显然是别有用心。
民进党党名前虽未冠以“台湾”字样，然而其“党旗”却醒目地以台湾地图为图案。所有这些，均显露出民进党的“分裂倾向”。台湾舆论尖锐指出，民进党的“分离意识”是“盲目制造地方意识，将危害一千九百万民众的安全福祉”。
民进党“一大”上还选举出中央领导机构负责人。整个选举工作竞争颇为激烈，三易其地，直到深夜方完成。
下午6时，先选出了31名中央执行委员，易地选举中央评议委员，至晚10时30分，再易地选举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常务评议委员、和党主席。选举出的11名中央常务委员是：费希平、苏贞昌、康宁祥、游锡堃、江鹏坚、周沧渊、尤清、洪奇昌、谢长廷、潘立夫、吴乃仁。5名中央常务评议委员为：陈菊、邱义仁、吴钟灵、郭吉仁、王义雄。
党主席由中央执行委员投票选举，结果，江鹏坚得13票，费希平得12票，江鹏坚以一票的微弱优势当选为民进党首任主席。
民进党基本上囊括了“党外”时期的各派系、团体。它虽有了“党纲”与“党章”，但由于该党强调自身的“开放性”、“民主性”，加之匆忙组党，更多地是把“党纲”、“党章”当作必须首先完成的程序，而疏于考虑它们对党未来运作的影响，因而“党纲”、“党章”对全党的整合协调及约束作用很有限。
在长期的“党外运动”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产生一位深孚众望、能以个人感召力统慑全党的领袖人物。党内各派系的首领们互不服气，为个人及本派系的利益，往往挑起党内的激烈斗争。因此，民进党“党章”中并没有赋予党的主席以很大权力，并且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主席任期仅一年。
这表明民进党领导核心的不稳定性及政策的多变性。
民进党正式组成后的第一次政治活动是为迎接许信良返台而大闹桃园机场，演成与警察冲突的“桃园机场事件”。许信良自称“党外教父”，要“闯关”回台湾，为民进党参加选举助势呐喊。11月14日，已发生过民进党为迎接海外来人而与警察冲突。
11月30日，传闻许信良已到东京，准备换机回台。民进党组织数千群众蜂拥至桃园机场迎接，警方设下阻碍，封锁通往机场的道路，结果双方发生激烈冲突。群众向警察投掷石块，警察则以水龙等冲散群众，冲突中有多人受伤、三十辆警车遭破坏。“桃园机场事件”是民进党向台湾民众交出的第一张试卷，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般人对民进党的期望变冷，认为它同“党外”时期的反对方式没有什么区别，仍是崇尚街头暴力行动。为了挽回影响，民进党做了大量的补救工作。
1986年12月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是民众对民进党态度的一次民意测验。民进党成立后并未得到当局承认，故该党候选人在选票的“所属党派”一格空着，选民极易辨认。
选举结果，民进党获得全部选票的25%，国民党赢得了70%的选票，基本上维持着“党外”时期的双方得票比率。民进党虽在总得票上未有突破性进展，但实际当选人数却增加不少。民进党赢得了12个“立法委员”席位，比上届增加了一倍多，10个“国大代表”席位，也高于上届。
有几位民进党候选人以选区的最高票当选。这表明，民进党仍保持着“党外”时期的社会基础，且稍有拓展。
民进党虽一开始就摆出与国民党一争高下的姿态，可它仅有1300-1400名党员，与拥有200万党员、掌有政权、军警特机构的国民党相比，实力相去甚远。民进党（包括“党外运动”）所获选票中，含有一定的“反对票”，即并非认同民进党的政纲，只因为国民党才把票投给任何与国民党对立的党派。民进党短期内还达不到制衡国民党的目的。
民进党自宣布成立到召开“一大”，其间虽风风雨雨，但终是有惊无险，顺利出世。这与国民党当局，尤其是蒋经国本人，对待反对势力态度的转变密不可分。
蒋经国指示有关当局，坚持与党外人士沟通，是他迈出的第一步。无论沟通之初双方分歧有多大，结果如何，国民党与党外平起平坐，对等沟通本身，就透出了令人兴奋的信息：国民党已公开承认党外是一股足以影响台湾的政治力量，它愿以沟通而不再是镇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坚决反对沟通之举，他们谩骂沟通是“丑剧”，说如此姑息党外，国民党将“死无葬身之地”。他们甚至祈盼蒋介石地下“显灵”，“赋予本党主事者以智慧、勇气、魄力与决心，”对蒋经国的不满不言而喻。
9月初蒋经国又对美国记者说，国民党正在研究开放党禁问题，很快会达成结论，但“任何新党都必须遵守宪法，支持反共的基本国策，并与台独运动划清界限”。
蒋经国把“遵宪、反共、非台独”作为“三原则”提出，试图规范新党的运作，他蒋经国甚至通过中介学者转告给党外人士如下“善意”：
与蒋经国的宽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务部长”施启扬，9月26日（民进党宣布成立前两天）在“立法院”答询时，他表态说：组党结社虽是人民权利，但当局因台湾处于非常时期，可加以限制，而且国民党已开放参政途径，任何人都可以“依法参选，担任公职”，勿需再另组党。
“如果多党林立，相互争执，造成国家目标之分散，以及国民意识之分散，则不论对国家社会，都可能构成相当大的冲击”。“此时此地不宜组织新党，因此如有少数人仍然不顾现实情势，贸然组党，自将依法处置。”
这番官腔，集中代表了国民党内保守派在组党问题上的看法与态度。
9月28日，民进党宣告成立，形成对当局权威的蔑视与挑战。
次日，国民党上层开会研讨对策，出席者有“行政院长”俞国华、中央党部秘书长马树礼、“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等高级官员，会上决定：“无党籍人士在公政会问题未解决前，贸然组党，已危及政治的安定，必须依法处理”，绝不让步。”
这一强硬态度透过俞国华在“立法院”的答询公开。国民党内的保守分子主张用过去镇压《美丽岛》组党集团那样的严厉手段，将民进党首要骨干“逮捕法办”。
“执政党、党外人事及情治机关的种种动作，颇类似七年前高雄事件逮捕行动的前夕，”紧张关系达到高峰。
蒋经国面对难题，权衡再三，决定对民进党采取“宽容政策”。
他召见李登辉时说：
负责与党外沟通的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梁肃戎在9月30日发表了态度缓和的“三点声明”，称：蒋经国制订的与党外沟通政策，“至今并无变更”，如民进党只停留在筹备阶段，“沟通仍可进行。”
10月5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
10月8日，蒋经国又在中常会说，当局正逢艰难，“需要的是冷静、坚定、沉着。”有人认为当局处置某些问题显得软弱，但当局正置轻重，坚忍图成，“不能盲目冲动，意气用事”，“历史上有很多此类的例子，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可不慎。”
蒋经国的讲话，显示出他将以新的观念和方法来处理民进党成立事件，也安抚与震慑了国民党内保守派，使其不致轻举妄动。
由此而化解了一场政治风雨。
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两项“政治革新”方案：
11月10日，民进党召开“一大”，一个新的反对党正式出现在合湾。民进党的“党纲”并未完全支持蒋经国提出的“遵宪、反共、反台独”三原则，部分“立法委员”在院会上要求“行政院长”率“内政部长”等到“立法院”报告处置民进党问题，冀图向当局施加压力，严厉处置民进党。
为此，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马树礼特地邀请提案“立法委员”数人聚餐，说明当局“既有进行政治革新的诚意与决心，亦为国际奥论所肯定赞扬，此时此刻对于成立新党问题，应持容忍和谐立场”，劝“立委”们“本着相忍谋国的态度”，不要给行政当局难堪。
结果，国民党当局对民进党既未承认其“合法”，也未采取任何制裁措施，客观上为其成立与发展开了绿灯。蒋经国对民进党的态度，证明他实现“政治革新”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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