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湘潭，码头上人声鼎沸，一位副军长正在执行任务，却突然止住了脚步。
他的目光落在人群中一位老人身上，他没想到，他竟然从人群中无意中瞥到自己已经失散22年的母亲。
这位副军长是谁？他为何会与母亲失散？母子俩又会如何相认？
投身革命
湖南湘潭淦田镇的小药铺里，一名年轻人每天清早便开始打扫、磨药、捣罐。
他叫杨勋梅，只念了两年私塾，就因为家中贫困而辍学，在药铺当起了帮工。
药铺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1927年春，杨勋梅北上长沙谋生。
初到长沙的他很快碰了壁，招工处排队的都是成群结队的青年，衣衫褴褛，神情迷茫。
他住在码头边一间低矮潮湿的木屋，每日两顿稀饭，和衣而眠。
那天，长沙街头涌起一股人潮，那是一次震撼全城的反英示威游行。
十万民众手执横幅，高喊口号，义愤填膺地抗议英国水兵在湘江登岸殴打工人纠察队员。
杨勋梅站在街角，最初只是好奇地张望，但那面书写“打倒帝国主义”的大旗像是一团火，烧进了他心里。
几秒迟疑之后，他迈步走入人群，游行队伍中，他喊得最响，推得最猛，甚至冲在最前头帮助维持秩序。
他的表现引起了长沙工会负责人的注意，几天后，他被工会推荐至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当兵。
警卫团，是共产党掌控的一支新军，团长是卢德铭。
走进军营，杨勋梅干得起劲，从挑水送饭、擦枪布靴，到后来的队列操练、哨岗执勤，样样不落。
由于执行任务一丝不苟，他被提拔为班长，穿上了缝着红布袖章的军服。
1927年9月19日晚，毛主席率部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警卫团全员紧张布防。
杨勋梅那天轮值门岗，夜色中，一位穿长袍的男子快步走来。
杨勋梅抬手拦住他：“同志你好，需通报后才能进入，请问贵姓？”
男子停下脚步，眉梢含笑：“有劳了，我姓毛。”
听得这话，杨勋梅微微一愣，却仍按照规矩先去营长陈浩处通报。
陈浩闻言顿时变色：“你知道他是谁吗？”
说罢他奔至门口，恭恭敬敬地迎进那位长袍男子：“毛委员，实在对不住，小兵不识大人。”
杨勋梅这才意识到，自己拦下的竟是毛主席，他满脸羞愧，急忙立正敬礼请罪。
毛主席却毫无怒色，反而拍拍他的肩：“你做得好，守纪律，是真正的好兵。”
这件“拦毛事件”被传为军中的一段佳话，也让杨勋梅获得了更多人的信任。
从那以后，他正式成为毛主席的第一位警卫员。
屡立战功
1927年，秋收起义后，杨勋梅被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任班长，身负保障安全的职责。
9月19日的那场会议后不久，毛主席带队从浏阳文家市向井冈山挺进，准备建立农村根据地。
秋风瑟瑟，杨勋梅随队穿越崇山峻岭，翻越荒野旷野，始终跟在毛主席身边。
在井冈山的日子，敌人时时围剿，粮食短缺，药品紧缺，甚至连子弹都要节省着打。
红军战士每天不是在战斗，就是在转移。
1928年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敌袭打破了井冈山的寂静。
敌人调集了一个整团的兵力，妄图端掉红军在黄洋界的防线。
杨勋梅所率的警卫班，作为前沿部队的一部分，第一时间赶赴阵地。
清晨雾气未散，他带着战士们连夜抢修壕沟，布置火力。
战斗打响时，杨勋梅带头冲上堑壕，用一挺歪把子机关枪压制敌方火力。
他的右臂在混乱中中弹，鲜血直流，但他死死咬牙，用左手操枪继续战斗，直到昏迷。
昏迷后，他被战友抬下战场送往医院，手术没有麻药，绷带是撕碎的军衣。
他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敌人退了吗？”
这股拼劲和血性让他声名鹊起，从那以后，不论在哪场战斗中，杨勋梅都是冲在最前的那个。
在红军几次反“围剿”的战斗中，他一次次冲锋，一次次死里逃生。
1929年春，红军在福建长汀附近遭遇国民党伏击，毛主席尚未转移，险些被围。
关键时刻，杨勋梅临危不惧，带着一个手枪班主动出击，吸引敌人火力。
十几人朝着敌军阵地放出虚假攻击，引得敌军误判方向。
就在敌人回防的一瞬间，毛主席趁乱撤离，转危为安。
1931年，他从一名班长提拔为营长，再升团职。
抗战全面爆发后，杨勋梅改名为杨梅生，寓意“战火中重生”。
他被任命为新四军淮南路东联防司令部司令员，独立指挥四个团的游击战任务。
一次伏击战中，他利用夜色掩护部队悄然靠近敌人驻地，利用群众提供的线索一举将200多敌兵一锅端。
他指挥下的部队，在一年内大小战斗六十余次，毙敌数百人。
这样的成绩，也让他成为了当时党内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
解放战争爆发后，他又被派往东北、华中等地作战。
辽沈战役中，他率部日夜兼程包围兴城、绥中之敌，成功切断锦州敌军援路。
湘西剿匪时，他采用“外线包围、内线进攻”策略，数日清剿湘南匪患。
再次回到家乡的杨梅生，心中始终牵挂着一件事，就是他失散22年的母亲的下落。
苦寻儿子
自从1927年离家，杨梅生就与母亲分别，此后他忙于战事，又担心牵连家人，从未回过家。
可他从未忘记过母亲，也打听过消息，但没人知道母亲去了哪。
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母亲也正在找他。
杨梅生离家那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一夜之间白色恐怖席卷全国。
凡与共产党、工人运动稍有牵连者，统统成为通缉之列。
杨梅生曾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因此也被盯上，一日午后，几名穿着便衣的陌生人闯进杨家，他母亲被带走。
她被推搡着拉进县衙临时设立的牢房，反剪双手捆绑于墙柱之上，一场严刑逼供由此展开。
“你儿子在哪里？是不是跟着共产党去了？”鞭子落在她后背上，衣衫瞬间被撕裂，皮开肉绽。
她痛得几近昏厥，却咬紧牙关不肯松口：
“我儿去了长沙打工，真不知道他在哪！”
可是敌人不信，他们用冷水浇她、用辣椒水灌她、用烧红的火钳逼她认罪。
几日后，特务们见她已奄奄一息，便将她装进一口破竹箩筐，趁夜扔进城外乱葬岗。
但她没有死，不知过了多久，她在尸臭与枯枝中悠悠转醒。
她勉强翻动身子，借着一丝残喘爬出了死人堆。
为了逃避再次被捕，她不敢回家，不敢与任何熟人接触。
她换了名字，把头发剪短，换上从死人身上扒来的破衣，开始了长达二十二年的流浪生涯。
从此，她成了街头巷尾、码头山间的一个普通乞丐。
白天，她拄着竹竿，在庙前、集市、码头乞讨。
夜晚，她缩在破庙残墙间，以麻袋为被，以干草为席。
她从湘潭到长沙，从长沙又到武汉、九江、赣州，她嘴里反复念着一个名字：“杨勋梅，有谁见过我儿？”
她不知道，儿子已改名为“杨梅生”，所以每一次打听都以“没有听过”结束。
但她从未停下脚步，1949年那个初秋，历经千难万险的她，终于又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
她拖着老迈的身子缓缓走下船舷，一手攥着破布包，一手扶着栏杆。
她不知道，她苦苦寻觅的那个人，就在不远处望着她。
母子重逢
1949年9月，湖南湘潭易家湾码头，第四十六军副军长杨梅生正巡视物资转运现场。
他身旁跟着政委李中权，两人正就运输调度做着简短沟通。
他一边指挥，一边脚步徐缓，走至码头边缘。
不远处，又一批百姓顺着船梯慢慢下船，有的是从外地回乡的，有的是流民重新安置的。
忽然间，他无意中瞥到人群中的一位老妇人。
她衣衫破旧，满头花白，驼着背拄着一根竹杖，小心翼翼地踩在码头湿滑的青石板上。
她面庞干瘦，眼神疲惫，却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
杨梅生眨了眨眼，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的脚步慢了下来，转头望去，视线追随着那道瘦小身影。
他的呼吸开始急促，那熟悉的眉眼、那佝偻的背影，是她吗？
他强忍激动，向前几步却又顿住脚，他不敢贸然上前，害怕认错，也害怕她已经不记得自己。
于是，他叫来一名警卫员，轻声吩咐几句，警卫员点头离去，走向那名老妇人。
老妇正准备找个地方歇歇脚，忽见一名解放军小伙朝自己走来，满脸客气：
“大娘，这边有个地方可以坐坐，您歇一会儿吧。”
她微微迟疑，点点头，跟着小伙慢慢走近码头边缘，朝着杨梅生所在的方向走来。
杨梅生站在原地，手紧紧抓着衣角，汗水从额角滑落，却全然不觉。
她越来越近，终于站在了他的面前，一瞬间，他的世界仿佛静止了。
他咬紧嘴唇，眼眶迅速泛红，几欲哽咽，却又强压情绪，只是轻声问：“大娘，您……贵姓？”
老妇愣了一下，随口答道：“我姓李。”
杨梅生呼吸一窒，是了，母亲就是姓李，他的声音止不住颤抖：“您可曾听过一个叫‘杨勋梅’的人？”
老妇听到这三个字，脸色骤变，原本浑浊的眼神瞬间泛起波澜：“你说谁？”
看到她的反应，杨梅生终于确定这就是他的母亲，他“扑通”一声跪在她面前：“娘，我是勋梅，是我啊，我回来了！”
母亲终于认出了他，猛然将他抱进怀中痛哭：“我的儿哟，你还活着，娘终于等到你了！”
母子相拥而泣，众人无不动容，码头上的士兵停下搬运，群众也停住脚步，望着这动人的一幕。
他们，一个是历经无数战火、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中将军人；一个是风餐露宿、在尘世苦寻儿影二十余载的年迈母亲。
本已天各一方，却因命运最温柔的一次安排，在人潮汹涌的码头重逢。
那一跪一抱，不只是血浓于水的认亲，更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亲情破碎家庭的缩影与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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