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两起弊案揭露，国民党在台湾陷入人人喊打困境|弊案|竹联帮|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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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84年以后，连续发生的两起弊案，让台湾政治连续受到冲击，也让国民党乃至蒋经国斯文扫地，自此开始，国民党一步步在台湾陷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境地！

1984年10月15日上午九时二十分，美国旧金山附近大理市的一位居民在自家住宅的车库内遭两名暴徒枪杀，身中三弹殒命。在美国枪击事件天天有，人们对谋杀司空见惯，怎么也没想到，这次谋杀案件会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它被一只与美国远隔重洋的黑手所操纵，随着谋杀真相的不断曝光，竟引起台湾岛内政局的震荡。

被杀者是美籍华人刘宜良，笔名江南。1932年生于大陆江苏省靖江，1949年只身赴台，先后在台湾“国防部政治部干部训练班”，及“政工干校”受训，脱离军队后任《台湾日报》记者。1967年以《台湾日报》驻华府记者身份到美国，并就读于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选定蒋经国为博士毕业论文的写作对象，但最后却改行做生意，移居旧金山，“在渔人码头自营磁像店”。

刘宜良平素关心政治，热爱写作，常以“江南”笔名为报纸写政论文章，他的著作《蒋经国传》、《吴国桢——八十忆往》等在华语世界引起广泛反响。他还数次访问过大陆，关心祖国统一事业。

江南被害，引起美国华人世界和港台文化界的强烈反响。在美华人还组织了旨在“促请各方正视此一事件，并要求联邦及地方执法机构穷求究竟”的“江南事件委员会”。

人们议论的焦点是江南被杀的原因。有人猜测是江南原出身于国民党政工系统，”但却著文揭国民党内部疮疤，犯了大忌，因此遭遇不测。”

有的报章开始披露国民党当局对江南的仇恨：1972年-1974年间，刘宜良以“丁依”笔名在香港《南北极》杂志上连载《蒋经国传》，1983年他又重新改写，在美国《加州论坛报》刊出，引起轰动。

“台湾当局颇为震怒”，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等出马，采取措施加以阻拦，均未成功，“台湾方面曾派人到旧金山（与江南）谈价钱，希望以巨金换取他手上一些蒋氏父子的资料，但亦没有结果。”

与美国、香港和大陆对江南案件的大量报道不同，台湾新闻界只作“低调报道”，淡化事态，并绝口不提江南是《蒋经国传》的作者。岛内两家热衷报道江南案的“党外”杂志《夏潮论坛》和《前进周刊》均遭警方查封。这种掩耳盗铃的手法更令人心生疑窦。

台湾驻美机构“北美事务协调会”驻旧金山办事处的官员，10月19日否认台湾当局与江南命案“有任何关系”，称“警方及刘氏家属推测江南可能是政治暗杀的受害者，玷污了台湾作为‘民主橱窗’的形象”。

美国警方几乎在破案之初便认定江南案是一次政治谋杀，侦悉涉嫌凶杀的两个人是华裔，并查到不少线索。11月29日，侦查工作获突破性进展。警方宣布拘捕了一名嫌疑犯，他是台湾黑社会帮派——竹联帮的成员。另外，还有三名竹联帮成员涉嫌江南案、绰号“旱鸭子”的竹联帮帮主陈启礼、绰号“鬼见愁”的竹联帮总护法吴敦，竹联帮忠堂堂主董桂森。美方要求台湾警方提供必要协助。此时，美方已掌握了许多确凿证据。合湾警方在事实面前，承认江南命案发生时，陈启礼等人确实在美国。

既然是陈启礼等杀了江南，人们便开始追寻竹联帮的动机：江南与竹联帮无怨无仇，何至要竹联帮帮主亲自出马，千里迢迢去美国杀他。舆论联系竹联帮与台湾当局非同寻常的关系，已“隐然认为主谋是站在竹联帮后面的另一群人，”陈启礼等不过是傀儡而已。

台湾当局有关部门与黑社会阶层暗中保持着密切关系，“国府高层情治单位及党政各界与黑社会交往频繁，乃至结义拜把，都是活生生的事实，情治单位利用黑社会，也是公开的秘密。”

台湾情报当局与黑社会互相利用，制造了江南案，由于两者之间互相猜忌，又终于导致了案情大白于天下。陈启礼作案之后，发现形势于己不利，有些后怕，便采取了两个办法以留后路：一是在适当场合放风，自承杀了江南，免得成为不明不白的牺牲品；二是录制了一卷录音带，详述受命刺杀江南的过程。陈启礼说：“因为我担心这件事情会导致政府方面对我们的杀人灭口，所以留下这卷录音带。”

录音带一式三盒，两盒留在竹联帮在美国的党羽手中，一盒陈启礼随身携带。陈启礼指示，一旦他在台湾身遭不测，就在美国公开录音带内容“救他”，免得做替罪羊。

表面上对江南案显得镇静的台湾当局，暗中已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善后”工作了。陈启礼放风说他杀了江南的消息传到“国家安全会议执行秘书”、蒋经国之子蒋孝武耳中，“蒋孝武顿时大怒，立即要求安全局下令扫荡竹联帮”。

于是便有了11月12日深夜开始的台湾最大的“扫黑”行动——“一清专案”。竹联帮首当其冲，陈启礼、吴敦最先落网，“竹联帮自护法、堂主至各地干部以下，大都一网成擒，并包括多位与竹联帮有关系之高级情治单位人员”。

当局原以为用此招将陈启礼等控制在手，万无一失。未料陈启礼在美国的党羽狗急跳墙，真的透过新闻媒介公布了陈启礼录音带的内容。美国警方迅速将录音带缴获，江南命案的罪证已基本上为警方掌握。

根据陈启礼在录音带中的“自白”，他在1983年底被当局招募加入了“国防部情报局”，成为局长汪希苓等人的座上客。

“情报局”选择竹联帮去美国杀江南，原以为筹划缜密，人们一般不会将发生在美国的命案与台湾联系起来，即便稍有泄露，竹联帮是杀人越货、被当局“明令限制”的黑社会组织，也不致会追究到当局那儿去。

后来的结果表明，事件策划者是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刺杀江南的阴谋从1984年上半年开始策划。汪希苓命令陈启礼7月底到台北天母的“情报局训练场”受训，“准备刺杀江南的行动”。

8月14日，“情报局”在阳明山召开决定刺杀江南的秘密会议，出席者有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代理处长陈虎门及陈启礼等。汪希苓传达了“来自上级的命令”，称江南“本是中华民国一直在培养，从政工于校培养到现在几十年的优秀人员。可是到了最后他却背叛了国家，而且最近这一两年里面作了一本《蒋经国传》，直接污辱了国家元首”，因此，要杀掉“叛徒”刘宜良。

会上还作了分工：汪希苓代传命令，胡仪敏协调，陈虎门任联络，陈启礼具体执行。

9月21日，陈虎门通知陈启礼动手。陈启礼原拟让其在美国的党羽下手，但陈虎门说事关重大，要陈启礼“亲自出马”。遂有江南命案发生。

10月21日，陈启礼等刺死江南返台，陈虎门亲自驾车去机场接汪希苓，并数次设宴招待，其中一次，“与会者包括两位蒋姓人士。”陈启礼录音带的发现，铁证如山，台湾当局无法抵赖，难堪至极。

用暗杀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文人，已属卑鄙，而高层官员与黑社会勾结作案，沆瀣一气，更暴露了台湾政界的黑暗内幕。

人们又重提起近年在台湾岛内发生的几起政治性谋杀案：林义雄母女血案及陈文成命案（旅美青年学者陈文成博士，1981年5月偕妻回台探亲，7月在台湾大学校园被人杀害)等，长期不能破案，原因可想而知。此外，国民党派特务去美国杀人，对原已十分脆弱的台美关系冲击也不小。

美国政府对台湾上层官员参与谋杀深感震惊，并施加压力要求引渡陈启礼、吴敦等到美国受审。

江南案真相一经传出，台湾内外舆论哗然，称之为“十年来最大的政治丑闻”，连一向紧跟当局的报章也提出“全面改革台湾的情报系统”，多名“立法委员”要求当局“采取迅速行动，将涉案者绳之以法”，钱煦（钱思亮之子)等十名“中央研究院院士”联名要求蒋经国严惩真凶，否则他们将不惜登报，公开宣布与当局“划清界线”。

在内外压力之下，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召集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国家安全局长”汪敬煦、“国策顾问”沈之岳、“调查局长”翁文稚及汪希苓等开紧急会议，由汪希苓交待事件的详细经过。

蒋经国“震惊之余大为愤怒”，当场决定处分汪希苓等人，但有关蒋孝武的部分，“暂缓处理”。

1月16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当众怒斥代表军方的中常委宋长志与郝柏村”，指责他们“督导无方”，“都是吃饭惹的祸”（指有关官员通过宴请与黑帮人物勾搭），训得党政要员“个个俯首危坐，噤若寒蝉，脸色发青”。

接着，蒋经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下令将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停职、逮捕，以堵塞舆论；宣布免除蒋彦士中央秘书长职务，由尚在日本的马树礼继任，以压抑党内“亲美派”来抗拒美国的压力；让“参谋总长”郝柏村等军方主要将领任期延长一年，安抚受到严重冲击的军方。

从3月下旬开始，分别由“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汪希苓、胡仪敏和陈虎门，“台北地方法院”审判陈启礼、吴敦等。

在进行了被舆论称为“闪电审判”的仓促审理后，分别作出如下判决：以“共同杀人”罪名判处陈启礼、吴敦无期徒刑。同案犯董桂森在逃，待缉捕后另行审理。汪希苓被以“共同杀人”罪名判处无期徒刑，胡仪敏、陈虎门被以“帮助杀人”罪名各判两年半有期徒刑。

台湾当局所以匆匆审理判决江南命案的罪犯，有如下原因：

舆论普遍认为，蒋经国是在玩弄遮目术和丢卒保车的手法。

因为汪希苓也不过是江南命案的执行者，命令来自更高层，有人公开点了蒋孝武的名字，甚至指称：“蒋经国脱不了关系，”但审判中完全回避了对蒋孝武等的调查，牺牲汪希苓等人，保住了更高层次的涉嫌者。

江南夫人崔蓉芝说：审判“很不公正”、“有太多的疑点和问题没有答案，未能澄清。”

江南命案的发生及揭秘过程，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治黑幕，对国民党的统治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正当台湾当局为“江南命案”而焦头烂额之时，突然又后院起火。

1985年1月底，新闻媒介披露了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简称“十信”)营业违规、正由“台北市财政局”调查处理的消息。“十信”是台湾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一家信用合作社。

它拥有18家分社、6万多个社员，存款额最高达171亿元，居台湾各信用合作社之首。该社理事主席蔡辰洲是台湾“立法委员”，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蔡辰洲兄弟及亲友拥有五大企业集团，数十家企业，资金合计达1435亿元，员工总数达29500余人，“是台湾首屈一指的地方财团”。

蔡氏集团是从贩菜、开酱油店起家的，靠政治、经济双重投机，官商勾结而迅速致富。蔡氏在1974年邀集名家作画百幅为蒋介石祝寿，次年又为建“中正纪念堂”而捐款3000万元，大捞政治资本。蔡氏还通过吸收退休的高级军政官员出任企业负责人，与实权派人物建立联姻关系等手段来织结政治关系网。

1983年蔡辰洲当选“立法委员”，以金钱在“立法院”内拉帮结派，形成“十三兄弟会”，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蔡辰洲当官之意在于钱，他依仗政治特权与关系，将大量社员的存款非法转入自已及亲属的关系企业中，使“十信”变成了蔡氏集团私有的金库。80年代初，蔡辰洲准备步入政坛，“十信的不正常放款到了无可遏阻的地步”，而他当上“立法委员”后，“十信经营作风丕变”，“不正常放款竟由23.3亿，急剧窜升至38亿元。”

其违法经营、冒贷舞弊的行为日益严重。

违规营业事件传出以后，“十信”门前出现挤兑提款现象。

“财政部次长”李洪鳌为“十信”解脱，称“十信”资金状况正常，提款增加，“主要是许多与十信往来的客户准备发给员工年终奖金”，这种情况各银行均有，“并非只有十信如此。”

财政部”拒绝向新闻界提供“任何有关十信的内情”。

“十信”的提款挤兑风日盛一日，到了无法营业的境地。2月8日，“财政部”紧急会议，在以长途电话征得行政部门负责人俞国华批准后宣布了“断然措施”，命令“十信”自11日起停业三天，其业务由“合作金库”代为监管。同时派员进驻“十信”各分社，“进行全面性专案检查”。这是台湾“十年来仅见的重大金融违规处分措施。”

为安抚人心，稳定客户情绪，“财政部”同时保证，“对十信所有存款人的存款，将无条件百分之百支付，使存款人权益不受丝毫影响”。力求把“十信”引起的冲击，“降至最低程度”。

2月11日，“十信”各分社门前排起了提款的长龙，“十信营业厅人潮汹涌”，有的分社现金被提一空，出现无款可提的紧张现象。仅一天下来，“十信”被提36.2亿元，占其存款总额的1/4，次日，又被提25.6亿元。

蔡辰洲经营的国泰塑胶公司、理想工业公司、国际海运公司等企业的股票在股票市场上暴跌。以此为开端，民众对整个金融机构产生了不信任感。先是蔡辰洲的关系企业倒闭，接着是蔡氏集团中的企业受损失，最后是波及全岛的金融危机，各金融机构都出现了提款挤兑现象。

据估计，整个“十信”中受害者达10万人以上，60多家企业面临破产。许多人节衣缩食的多年积蓄，顷刻间烟消云散。许多受害者金钱大损，精神也被折磨，他们泣哭奔走，呼吁请愿，对社会公权力的权威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十信”危机中，“其资金损失之巨，违规违法之甚，牵累无辜之广，特权投机之彰，都可说是空前的。”

曾任过“行政院副院长”的“总统府资政”余井塘，因对“十信案”过度激愤，致脑溢血而死。

“十信案”很快由金融业而冲击到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民众从对“十信”的厌恨扩展到对整个经济模式的怀疑，由对蔡辰洲以官谋私的批评辐射到对整个官僚机构信心的动摇。

由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而对当局的公权力权威大为灰心。一种不利于当局的社会情绪正在形成，事态发展“超乎有关当局预期的掌握范围”。

针对“十信危机”带来的严重局面，当局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来处置“十信案”。

1月底，蒋经国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指出：

这里的“反对仇恨！反对阴谋！反对暴力！”显然是对“江南案”而言，“反对垄断！反对特权！反对投机！”则是对“十信案”等经济舞弊现象而言。3月6日，蒋经国在“国家安全会议”上指出，1985年“特别要整顿财税、金融和经济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是经济犯罪问题。”

2月13日，台湾“监察院”决定成立“三人专案小组”，调查“十信案”中财政监管单位及官员“有无疏于监督的责任”，“台湾省议会”也组织了“专案小组”，调查省属官员在“十信案”中的失职情况。

3月，“行政院”组成“六人小组”，负责调查“十信案”的违失责任，调查对象包括，“财政部”、台北市财政局、台湾省合作金库历年来曾处理十信有关业务的人员。”

对“十信案”的查处由此而分为两部分：一是对“十信”理事主席蔡辰洲等人刑事责任的追究，一是对有关官员失职责任的追查。

经“法务部调查局”进一步侦查，“十信案”的性质已由“违规经营”上升为“违法舞弊”，大量人员涉入此案。3月1日，“台北地检处”在获“立法院”同意后，以“退票171张，金额高达1亿2千余万元，……另外涉嫌侵占、背信、伪造文书等罪”，拘禁了蔡辰洲。

有关部门先后计收审涉嫌“十信案”者多达87人，创下了台湾就一单纯案件收审人数最多的纪录。

1985年12月19日，“台北地方法院”对“十信案”的85名被告进行审判（起诉87人，2人未到案)。结果，“十信案”主犯、前“十信”理事主席蔡辰洲被“依连续私造文书罪和业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褫夺公权6年”。

其他有53名罪犯被判1年以下至6年有期徒刑（其中30人为缓刑）。另有31名被告“因罪证不足，均判无罪”。

对“十信案”调查的另一方向，是对有关部门、官员责任的追究。

“十信案”始发，舆论就指出，“十信”舞弊由来已久，若有关当局一无所知，则是监管不力，完全失职；若有所知，则为何不采取断然措施，致使造成巨大危害。总之，“十信案”充分暴露了金融管理体制的弊端，有关当局实难辞其咎。甚至有指称有关官员接受贿赂，与“十信”暗中勾结、内外其手。

“监察院”的“三人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早在1979年，“财政部金融司”便已得知“十信”有11亿不良贷款，采取了包括“派员进驻十信辅导”等措施。“最近三任财政部长都曾将十信违规营业列为重点工作交办议处。”“十信”的不良贷款数不仅未见降低，反而日益上升，有关人员的失职显而易见。

随着调查的深入，有些官员的责任逐步明确。

3月11日，“经济部长”、前“财政部长”徐立德自承“对十信弊案负道德责任”，提出辞职。

8月，“财政部长”陆润康也“自请处分”，提出辞职。在国民党内部，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因在选举时主张提名蔡辰洲，最终造成“十信案”而去职，“熟悉内情的人皆知，蒋彦士之所以和蔡辰洲发生关系，另有幕后之原因”。

8月14日，“行政院”“六人小组”与“监察院”“三人小组”分别公布了对“十信案”行政责任的调查报告。

“行政院”的报告指出，“十信人员上下勾串，共同舞弊、内部财务稽核制度荡然无存，历年来发现缺失高达85点之多，且主管机关未能及时采取断然措施，严予纠正，复因少数金检人员违法乱纪，造成近年来最重大的经济犯罪”。关于行政责任及相关处分，“行政院”的报告称，前“财政部长”徐立德及现任“财政部长”陆润康已先后辞职获准，不再追究其行政责任。“财政部政务次长”李洪鳌的责任也不予追究。

决定对“前财政部常务次长、现任中信局理事主席”严隽宝等15人，分别依法定权责予以议处。最重者记两大过免职，最轻者申诫一次。”

受处分的官员中有“财政部”4人，“台北市财政局”5人，“合作金库”6人。

台湾民众和舆论对调查报告并不满意，一般认为“其中仍有若干不够明朗之处，难以尽释群疑”，尤其对导致“十信”不良放款急剧增加的两次重大“放水”，调查报告“未作交待”。对于有关责任官员的处分，舆论指出受处分的官员“层次太低”，高级官员被开脱，不能令人信服。

在处分人数上，“监察院”调查报告中具体提到失职官员多达30人，而实际受处分者仅15人，且“其中部分人员处分太轻”。难怪当时即有“监察委员”表示要拟文“弹劾”。

尽管当局有意掩饰，“十信案”还是导致了两名“部长”辞职，十多位官员受处分，震撼了“俞国华内阁”的根基。部分“立法委员”甚至直指俞国华本人，要他率“内阁”总辞。3月19日，“立法委员”江鹏坚、余陈月英等指出，“俞国华内阁”成立后，连续发生了几次灾变（合北水灾、煤矿事故等），最近又有“江南命案”、“十信案”等，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已使民众对俞内阁产生信心危机”，俞国华应辞职，“以示负责。”

俞国华则以不因“少数委员个人意见轻言辞职”而拒绝。

“十信案”“是金牛与政治结合长年横行的典型”，“是现代政治与金钱结合为恶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