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觉得这是个挺吊诡的问题，说起东南亚的华人，脑海中浮现的场景，一是新加坡，那个华人占绝对主力的国度；
二是马来西亚，华人虽在政治上不占上风，然而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已然深入骨髓；退一步说还有泰国，都出过好几任华裔领导。
可目光一转，投向那个和咱们山水相连、古代史差不多紧紧缠绕在一起的越南，那情况就全然不一样。
越南华人，好似是“静默的绝大部分”，甚至都不能算作“绝大部分”。
他们于中南半岛的版图里，呈现出格外低调的态势，缺少跟其漫长迁徙历程相契合的“显现度”。这是为什么？要解释这个，我们得掰开来看。
不少人第一时间会讲：难道是由于越南华人数量向来就不多？这个论点，对，也不全对，讲它有理，是由于越南华人迁徙的历史，真的十分久远。
久远到秦汉时期的“北属时代”，那时候的迁徙不叫“下南洋”，唤作“朝廷委派”或“戍边流放”。
官吏、士卒、囚犯组成了第一拨南下的群体。
历史太早，意味着融合也早，随后宋末、明末清初的战乱，又裹挟着一拨拨人南下避难。
可到了清末那阵儿最汹涌的“下南洋”浪潮时越南的地理位置反倒成了一个“短板”。
你想想它太近走陆路都行，所以它老早以前就被开发。而同一时期，马来群岛的锡矿、印尼的种植园，那些才是真正急需海量劳动力的“热门领域”。于是一大批找活路的华人，登上帆船，越过越南，直往马六甲和爪去。
从19世纪末的人口增长情况来看，越南确实比不上马来西亚和印尼。然而这可不意味着越南华人的“存量”就毫无重要性。恰好相反。
在法国殖民之时，越南华人的经济实力曾一度达到顶峰。
有些文献出现“占经济43%”这个精准数字，我没能在权威报告中交叉核实。不过所有严谨的学术研究，像剑桥的史料剖析都一致认可，在法属印度，华人“把控着商业领域”。
他们乃西贡-堤岸的米商，是信贷的给予者，还是南北贸易的牵线人。
他们“无处不在”，实乃殖民地经济里不可或缺的部件。那便引出了关键的问题：一个曾经这般强势的群体，是怎样“消逝”的？答案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经。
他们的“存在感”是被两波关键的政经浪潮硬生生抹去的。
第一次，是1956年的南越，吴庭艳政府上台后，着手推行激进的民族同化举措。
1956年8月，一道法令颁布，强制所有在越南出生的华人，自动成为越南公民，得使用越南化的姓名。
紧接着9月的时候，第二道法令就这么出台了：把那些不打算归化的华人称作“外国人”，禁止他们涉足11个关键行业。
这里头都涵盖些啥？粮食售卖、船舶运输、采矿、典当、五金之类的，几乎全是华人用以谋生的经济关键所在。
这套组合拳，伤的不只是经济，更是身份认同。要么舍弃“华人”这个身份，要么失去谋生的根基。
如果说1956年是割裂，那么1975年越南统一后，便是抽筋剥皮。
依据我所查到的联合国难民署（UNHCR）相关报告以及学术界的追踪研究，有些文献里提及的“驱逐三十万”这个数字，居然有可能是被低估了的。
而且按照相关研究来看，此数字实际情况或许和所表述的存在偏差。
在1975年之后的十年间，学术界普遍估算有“超出五十万”的华族Hoa人群以难民之态离开越南。最令人震惊的数据出自1978至1979年“船民”危机的高峰期。
据国际机构对抵达东南亚各国难民营的船民所进行的身份核查显示，当时高达60%到70%的难民为华裔。
这并非寻常的移民迁移，这是一整个群体的连根拔起与慌乱出逃。而且居然是这般令人咋舌的状况，一整个群体就这么被连根拔起似的仓皇逃离。
我们不妨做一个对比，看看隔壁的马来西亚，1970年的马来西亚，竟面临着与越南类似的状况：华人的经济实力颇为强劲，当时约占企业股份的22.5%而土著马米所占比例却极低，大约仅为1.9%。
1969年种族发生冲突之后，马来西亚所采取的举措是啥？
是所谓的“新经济政策”（NEP）。NEP的关键并非是“驱赶”华人反倒是“重构社会”。
它借助国家力量，生硬地扶持土著资本，设定配额，目的是达成经济蛋糕的“再均衡”。而且居然以这样的方式来操作，不得不说其中暗藏着别样的考量。
这项政策于华人而言固然具约束性，可并非“清零”之举。它留存着华资的生存之地，华人资本凭借适应、协作、转型居然仍旧维持着庞大的经济惯性。
而且华资在这般态势下持续运作着。越南采取了“驱逐”的方式马来西亚则选择了“重组”。两种大相径庭的国家构建路径，致使当下两国华人“存在感”呈现出云泥之别的状况。
而且这般差异实则是由那两条迥异的构建路径所引发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那个“拆分华人”的问题，越南官方的民族划分，确实将“华人”细分为好几个类别。
就拿2019年越南官方的人口普查数据来说：华族人口为749466人。
山由族有183004人。艾族人数极少，仅1649人，与此前估计的5万人相差甚远，偏差显著。
这种划分，其实是有它的历史语言学依据的。比如说“艾族”主要是客家人的后代，族名“Ngái”(就源自客家话里的“我”；而“山由族”，主要运用粤语方言。
他们多数是更早（16至17世纪）迁入越南北部山地或乡村的群体，其生活模样和近代涌入西贡-堤岸搞工商业的“华族”已然大不一样。
普查只是在客观上对这种历史形成的分化予以追认。而且在政经影响方面，它的确使得“华人”这个身份，在统计数据里变得更为零散且“无甚存在感”。
那越南华人的“没存在感”，并非是个迟缓的、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它是一场被剧烈政经事件——1956年的同化以及1975年后的排斥——硬生生打断的产物。地理上的邻近，赋予他们最长的迁徙历程；可20世纪的政经风云，竟也带来最全然的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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