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山东无棣后牛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里，添了个儿子，父母给他起名叫牛宝正。家里靠着几亩薄田过日子，牛宝正自然没念过几天书。
谁也想不到，就是这个饭都吃不饱的孩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竟然会被数名开国元勋联名请求寻找，晚年还享受了18级待遇，这是怎么回事呢？
牛宝正的命，打小就和“苦”绑在一起。十几岁就跟着大人下地，后来迁到县城东关，为了混口饭吃，1919年进了县警察大队当骑兵，从普通兵熬到分队长，本以为能稳当点，没成想赶上军阀混战，直鲁联军一败，警队散了伙，他只能揣着空荡荡的口袋回了家。
1928年的山东，地里收的粮食不够交苛捐杂税，在家待着就是坐吃山空。牛宝正咬咬牙，跟同村一个朋友结伴去了北平，听说那是大地方，好找活干。
可到了北平才知道，大地方的饭更难端。他在街头帮人拉过车、在杂货铺打过零工，东奔西跑两年多，还是没个正经营生。
转机是1931年秋天来的。朋友帮他搭线，认识了北平宪兵侦缉队的队长高继武。牛宝正揣了两斤老家带来的花生、一瓶烧酒，硬着头皮去给高继武送礼，只求能给个吃饭的差事。高继武收了礼，琢磨了会儿说：“草岚子监狱缺个看守，你要是愿意，就去那儿吧。”
牛宝正没犹豫。在他眼里，看守再不好，也是个能按月拿工钱的活，总比饿肚子强。他收拾了两件破衣服，跟着高继武的人去了草岚子胡同19号，那座后来让他记了一辈子的监狱。
刚进监狱时，牛宝正就是个普通的看守：每天查监、送饭，看着犯人放风，跟其他狱警没两样。可他心里有杆秤，知道这些被关的“政治犯”也是人，不像上头说的“洪水猛兽”。
别的狱警对犯人非打即骂，他却总尽量手下留情：犯人病了，他多递碗热水；放风时有人摔了，他悄悄扶一把。也就是这份随和，让狱里一个叫杨献珍的“犯人”注意到了他。
1933年深秋的一个雨夜，牛宝正值夜班，手里攥着一封从山东寄来的家信，蹲在监房外的墙角偷偷抹眼泪。信是邻居代写的，说他娘得了重病，躺在床上起不来，家里没钱抓药，让他赶紧寄钱回去。
牛宝正兜里比脸还干净。当看守一个月挣的钱，除了自己吃饭、交房租，根本剩不下多少。他想给家里回信，可自己不认字，找其他狱警帮忙，又怕人笑话他家穷；不回，又惦记着娘的病。
就在他正犯难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这位兄弟，是不是有难处？”
牛宝正回头一看，是关押在这间监房的杨献珍。杨献珍穿着洗得发白的囚服，戴着眼镜，看着像个教书先生。其实，他也确实是个文化人，还是中共河北省委的干部。
牛宝正一开始不敢多说，可杨献珍没追问，只是递给他一张叠好的纸：“要是实在为难，我帮你写回信吧。”
那天晚上，杨献珍在监房里，听牛宝正絮絮叨叨说家里的事：娘怎么省吃俭用把他拉扯大，自己怎么没本事，连娘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杨献珍一边写回信，一边悄悄从怀里摸出两块银元，塞到牛宝正手里：
“这点钱你先寄回去，给老人家抓药。别嫌少，是我的一点心意。”
牛宝正拿着信和银元，手都在抖。他当看守这么久，见的都是狱警欺负犯人，从没见过犯人反过来帮狱警的。
他攥着银元说：“您放心，这钱我一定还！”杨献珍笑了：“不用还，要是真想帮我，以后方便的话，帮我买几份报纸、几本书就行。我这人，离了书就闷得慌。”
牛宝正记在了心里。第2天就去街上买了《大公报》和几本进步书刊，趁没人的时候偷偷塞给杨献珍。杨献珍拿到书报，立刻去找狱中的党支部书记殷鉴，他们早就想找个可靠的狱警帮忙传递消息，牛宝正的出现，正好是个机会。
为了方便沟通，也为了保密，支部的人商量着给牛宝正起个代号。有人说他姓“牛”，英文里“牛”是“OX”，发音简单还好记，大家一致同意。
从那以后，狱里的共产党人提起牛宝正，都叫“OX”。而牛宝正自己，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个代号背后的意义，他已经成了共产党人在狱中的“秘密联络人”。
一开始，牛宝正只是帮着共产党人稍些书报，传传口信。可随着与他们的接触越来越多，他就越明白这些人干的才是真正的“正经事”。他们想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并不像国民党说的那样。
有一次，他看到安子文（当时用化名“徐子文”）被特务打得浑身是伤，还在牢房里给大家讲马列主义，心里就更佩服了：“这些人是真不怕死啊。”
1934年冬天，牛宝正偶然听到特务们议论，说要处决12名共产党骨干。他吓得赶紧找杨献珍，把消息偷偷告诉了他。党支部立刻行动，转移了受伤的同志，销毁了秘密文件，等特务来查的时候，什么都没找到。
这件事之后，共产党人更信任牛宝正了，连传递密信的事也交给了他。
牛宝正每次传递密信，都把信藏在千层底布鞋的夹层里，趁着每月两次的休假，去北平东四牌楼的杂货铺、西直门的烧饼摊，那些都是地下党的联络点。
他每次去的时候就装成买东西的样子，把鞋往柜台下一放，接信的人就会趁没人的时候把信取走。据后来的档案记载，经他手传递的87封密信，至少预警了3次大搜捕，救了不少人的命。
真正让牛宝正冒生命危险的，是1936年的“集体出狱”计划。
那年抗日形势越来越紧，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急着要把狱中的干部救出来，派组织部长柯庆施跟狱中支部联系。可草岚子监狱墙高岗密，武装劫狱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反省政策”：
刑期超过五分之一的政治犯，只要登报发表《脱党声明》，就能出狱。
可登报就等于“叛变”，狱中同志谁也不愿意。杨献珍通过牛宝正给北方局带信，提出3个条件：登报的责任由组织承担、出狱后还是正式党员、以后不追究此事。
牛宝正跑了好几趟，把信送去又把北方局的答复带回来，最后甚至把中央批准的文件抄件也带进了狱里。直到这时，同志们才放下心来。
接下来的几个月，牛宝正成了最忙的人。他把登报的模板藏在饭盒底层带进牢房，让同志们照着写；又趁晚上巡查，把写好的《脱党声明》夹在巡查记录里带出去，交给地下党审核后送报社。
1936年9月，安子文、杨献珍等9人第一批出狱；没过多久，又有21人跟着出来；到年底，一共有61位共产党人通过这种方式安全离开草岚子监狱。
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抗日的骨干，可牛宝正的麻烦也来了。特务们发现一下子走了这么多“政治犯”，还都没真的“脱党”，立刻开始调查。
有叛徒指认牛宝正，1936年底的一个晚上，牛宝正就在值班室被逮捕了，一夜之间从狱警变成了阶下囚。
国民党特务把牛宝正关在草岚子监狱的地下室里，对他进行各种严刑逼供。电刑、竹签刺手指……怎么狠辣怎么来，可牛宝正却始终都没有松口。
后来提起当初的经历，他还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可早就跟他们一条心了，那些同志都那么勇敢，我也不能对不起他们。”
特务们见他怎么样都不招，干脆就直接判了他死刑，准备处决他。好在北平的地下党提前得到了消息，买通了狱卒在行刑前一天晚上，把牛宝正塞进运尸车，送出了北平。党组织还帮他把妻儿从老家接到北平，再一起送回山东无棣。
从那以后，牛宝正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回到无棣的14年里，牛宝正没跟任何人提过自己在北平的事。他靠给地主扛活、做点小买卖养活全家，日子过得紧巴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本以为能安稳过日子，没成想因为早年当过国民党狱警、县警察，被当地公安机关定为“历史反革命”，关进了管制所，每天扫院子、干杂活。
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可1950年初，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安子文、杨献珍、薄一波这些当年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同志，在开国大典后聚在一起，想起了那个帮过他们的“OX”。他们只知道牛宝正是山东人，就联名给中央写了信，请求寻找他。
中央给山东省委发了加急电报，省委又把任务交给无棣县委。干部张学德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城关，最后在管制所找到了牛宝正。当张学德说出“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名字，还提到他们当年的化名“徐子文”“刘华甫”时，牛宝正才敢确认：“你们找的，真是我？”
张学德告诉牛宝正，中央要接他去北京，还给他安排工作。可牛宝正一开始还不想去：“我没立多大功，受这么大待遇，心里不安。再说，我舍不得老家。”
后来县委工作人员跟他解释，这是组织的心意，还帮他把在外搞水利的儿子找了回来，他才点头同意。
1950年夏天，牛宝正坐着火车去了北京。安子文、杨献珍亲自到车站接他，拉着他的手说：“老牛，这些年辛苦你了。没有你，我们说不定都出不来。”
组织给牛宝正安排了工作，在北京公安局草岚子监狱当预审员，还给他定了行政18级干部待遇，相当于营级干部，这在当时是非党员能得到的最高待遇之一。
牛宝正在北京待了4年，1954年11月因病去世，享年68岁。
他去世后，当年被他救过的开国元勋们都去参加了追悼会。他的儿子牛建中按照他的遗嘱，把他的骨灰送回无棣，葬在牛家祖茔，这个从山东来的汉子，最终还是回了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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