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场舆论风暴，始于一档名为《我最艰难的决定》的播客节目，风暴的核心人物是德国联邦教育部长卡琳·普里恩——一位拥有犹太血统的政界女性。
2. 她在节目中抛出了一段极具冲击力的言论：倘若未来某一天，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代表成为德国总理，她将不再视这个国家为自己的归属，甚至可能收拾行装移居以色列。
3. 这番表态立刻激起强烈反弹。德国选择党毫不掩饰其敌意，党内负责内政事务的副发言人马丁·赫斯直接向普里恩发出公开喊话，语气冷峻而决绝：“赶紧离开德国！”
4. 此刻的争执早已超越普通党派分歧，演变为一次赤裸裸的“政治驱逐”。一名身为犹太裔的内阁高官，仅仅因为表达了对某一政党掌权前景的忧虑，便遭到该党议员当众羞辱与放逐。
5. 更令人错愕的是，德国选择党竟长期试图将自身重塑为一个特殊角色——他们宣称自己才是德国犹太群体真正的守护者，尽管这一形象与其本质严重背离。
6. 实际上，全德最具权威性的犹太人组织——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不仅明确拒绝与该党往来，还多次发表声明，强调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合作。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党仍厚颜无畏地自诩为“唯一能有效捍卫犹太公民权益的政治力量”。
7. 这种自我标榜显得荒诞又分裂，但选择党却以惊人的执行力将其包装成一种“政治现实”。为了摆脱根深蒂固的极右翼和反犹标签，他们精心打造了一面名为“亲以色列”的防护盾牌，而这并非口号游戏，而是贯穿于实际行动中的策略性表演。
8. 党主席爱丽丝·魏德尔频繁现身以色列，镜头前与当地政要谈笑风生；在联邦议院内部，选择党议员积极推动议案，主张将德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借此强化其“亲以”人设。
9. 然而，这面“盾牌”的真正功能，并非源于价值认同或道德立场，而是一种精巧的注意力转移术。通过高调支持以色列，他们成功将公众视线从本土历史遗留问题上引开，转而聚焦于所谓“输入性反犹主义”这一概念。
10. 按照他们的逻辑，当前德国社会日益增长的反犹现象，并非源自国内土壤，而是由来自中东地区的移民群体带入的外部威胁。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正是因为他们坚定支持以色列，才证明自身绝无反犹倾向；相反，他们是抵御外来仇恨、保护犹太社区的真正先锋。
11. 这套叙事在部分民众中产生了广泛共鸣。选择党的民意支持率一度攀升至22%，几乎追平弗里德里希·默茨领导的中右翼主流政党基民盟（CDU），展现出强劲的选举竞争力。
12. 去年，他们在图林根州松讷贝格县的地方选举中取得历史性突破，首次赢得县长职位，诞生了德国历史上首位出自该党的地方行政长官。党内高层士气高涨，已开始畅想2029年联邦大选中推举魏德尔出任总理的可能性。
13. 选择党最危险的操作，在于悄然重构“反犹主义”的定义。他们刻意淡化德国自身沉重的历史责任，把本属于本土结构性问题的反犹情绪，重新塑造为一种由外来移民带来的“进口型危机”。
14. 那位曾怒斥普里恩“滚出德国”的马丁·赫斯，正是这一话语体系的典型代表。他公然指责基民盟的移民政策才是导致反犹势力涌入的根本原因，将矛头直指执政党的过往决策。
15. 其言外之意昭然若揭：你所恐惧的威胁，其实是由你们自己的政党亲手引入的；而我们选择党，则是唯一有能力清除这些隐患、恢复安全秩序的力量。这是一种极其狡猾的责任倒置，将施害者的身份巧妙转化为拯救者的姿态。
16. 更严峻的是，现实局势似乎正在为这套说辞提供某种“佐证”。自去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爆发后，德国境内的反犹行为确实呈现急剧上升趋势。
17. 德国政府专门设立的反犹太主义事务专员菲利克斯・克莱因亲自证实了这一点。他在公开场合坦言，当前德国犹太社群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肩上的担子前所未有地沉重”。
18. 这些由官方确认的真实数据和深切忧虑，却被选择党迅速吸纳并转化为自身意识形态宣传的弹药。他们利用公众对安全的本能焦虑，将自己的排外主张美化为“捍卫少数群体”的正义行动，从而赋予极端立场以道德合法性。
19. 如此一来，德国犹太社群陷入了双重夹击之中：一方面，他们必须面对因中东冲突激化的现实敌意；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卷入一场更为隐蔽的政治博弈——一个极右翼政党正试图借他们的苦难，煽动针对其他少数族裔的更大范围排斥。
20. 那么，卡琳·普里恩究竟在担忧什么？
21. 她所惧怕的，远不止一句粗暴的“滚出德国”。真正令她不安的，是隐藏在这层华丽“亲以外衣”之下的深层意识形态内核——那种对德国历史黑暗篇章的系统性轻蔑与否定。
22. 无论他们在外交姿态上如何表演忠诚，都无法掩盖其核心成员对纳粹罪行缺乏基本敬畏的事实。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构成了比言语攻击更深远的威胁。
23. 曾任党内重要人物的亚历山大·高兰，曾公开发表令人震惊的言论，将纳粹统治长达十二年的暴政时期，轻描淡写地称为“德国千年辉煌历史中的一坨鸟屎”。请注意，他说的正是“鸟屎”二字。
24. 而另一位关键人物、党内激进派系“护翼”的领袖比约恩·霍克，则将矗立于柏林市中心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称作“耻辱纪念碑”，公开质疑其存在的正当性。
25. 这些言论绝非偶然失言，而是对德国战后建立的反思文化与集体记忆机制发起的全面挑战。它们传递出一种危险信号：某些政治力量正试图改写民族良知的底线。
26. 这种倾向已被德国最高情报机构高度警觉。联邦宪法保卫局（BfV）早已正式认定，“护翼”组织属于“确凿无疑的右翼极端主义团体”，并对其活动实施长期监控。
27. 尽管后来“护翼”名义上解散，但其思想脉络并未消散，原班人马仍在选择党内持续发挥影响力，其极端理念正不断渗透至更广泛的党员基础之中。
28. 回头再看普里恩那句饱含情感的“出走宣言”，便不难理解其中蕴含的深切忧患。她的恐惧并非夸张渲染，而是基于对政治走向的清醒判断。
29. 当一个国家的主要政治参与者开始公开嘲弄、弱化乃至否认本国历史上最惨痛的记忆时，生活于此的少数族群自然有充分理由怀疑：这片土地是否还能继续承载他们的安全感与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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