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的八宝山，杨振宁的告别仪式在此举行。
他的遗体覆盖着鲜艳的国旗，成千上万民众自发赶来，在寒风中排成长龙默默送别这位科学巨擘。
可就在这样庄重肃穆的时刻，三股“刺耳的杂音”却悄然浮现于网络空间。
实在难以理解，为何总有人要在一位百岁科学家长眠之际挑起纷争……
2025年10月18日中午12时整，杨振宁在北京安然离世，享寿103岁。
六天后，八宝山革命公墓外人流如织，送行队伍从大门一路延伸至街角尽头。
89岁的周光召院士坐着轮椅缓缓前行，曾受他资助赴美深造的青年学者泪流满面，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市民专程赶来，只为鞠躬致意。
他安详地躺在鲜花与松柏之间，身上披着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这是国家对一位功勋科学家最崇高的致敬。
这场本应宁静而肃穆的送别，却被一些网络言论搅动了气氛。
其中最为刺眼的争议，围绕着他是否“配得上”覆盖中国国旗。
有人盯着画面质问：“早年加入了美国籍，凭什么能用中国国旗送葬？”
但这些质疑者似乎忘了，当年入籍美国，并非出于自愿，而是现实所迫。
事实上，在1957年、1960年和1962年，他的父亲杨武之曾三次远赴日内瓦，苦口婆心劝说儿子回国效力。
面对父亲跨越国界的三度恳切呼唤，杨振宁内心承受着巨大的情感撕裂。
他深知父亲那句“血汗当洒故土”的殷切期望，也从未割舍对祖国的情感牵连。
然而，彼时国内科研环境尚不具备支撑高能物理研究的基本条件。
当时，杨振宁已在国际物理学界崭露头角，他在1954年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正处于关键突破期。
而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粒子加速器和实验平台，是国内无法比拟的科研沃土。
为了推动理论发展，他只能选择留在美国继续研究工作。
此外，杨振宁的岳父杜聿明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曾在淮海战役被俘，1957年仍在功德林接受思想改造，属于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敏感人物。
正因如此，1957年当他首次申请回国探亲时，美方以“亲属身份存疑”为由拖延审批近半年，最终才发放临时签证，并严格限制其活动范围。
更令人唏嘘的是，在未更改国籍之前，他在美国同样饱受歧视。
曾在普林斯顿欲购置住宅，房主得知其为中国籍后立即取消交易，律师坦言此类案件几乎不可能胜诉。
科研经费申请也常因其身份问题遭遇无形壁垒。
1962年一次深夜与父亲的对话中，杨振宁既肯定新中国带来的积极变化，又无奈于现实中的重重阻碍。
在学术使命与家国情怀的激烈拉扯下，他最终于1964年3月23日决定加入美国籍。
这一选择成为父亲杨武之心中的隐痛，直至1973年临终前仍未真正释怀。
尽管如此，杨振宁始终心系中华，办公室墙上常年挂着清华园的老照片，书架上珍藏着父亲亲笔抄写的诗集。
1957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他在演讲中特别强调：“我为自己身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他多次回到中国，向中央领导人建言“必须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倡导加强科学普及教育，并提议引进国际知名科普期刊《科学美国人》。
1979年经邓小平亲自批准，《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正式创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例国际版权合作项目。
杨振宁与周光召共同担任总顾问，助力这本杂志点燃了一代青年的科学梦想。
更为实际的是，他在1970年代末敏锐察觉到国内科研人员缺乏国际交流机会，遂向邓小平建议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
此后十余年，他亲自推荐并协助超过1200名中国学者赴美进修。
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牵头成立“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从学校申请到生活补助，事无巨细一一过问。
1986年，应陈省身邀请，他在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创建理论物理研究室。
从零起步组建团队，短短数年内便使该机构在国际学界赢得声誉。
每当举办国际会议缺少设备，他就自掏腰包捐赠计算机、打印机，还坚持“难题不解，就请世界顶尖专家来讲解”。
对于中山大学的发展，他发起设立专项基金，并明确指示：“冷门但重要的学科也要扶持。”
数学、古文字学等长期边缘化的领域，正是在他的资助下逐步恢复生机。
2009年东莞筹建散裂中子源装置时，当地群众因不了解技术原理产生恐慌，87岁的他专程前往东莞理工学院连开两场讲座，将复杂的科学原理讲得通俗易懂。
他还提醒校方：“要配套建设研究型大学”，为项目顺利推进扫清障碍。
2015年4月1日，93岁的杨振宁正式放弃美国国籍，回归中国籍。
中科院为此专门出台《外籍院士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暂行办法》，他是首位依此规定转正的科学家。
他曾深情地说：“我的一生是一个圆。”这句话浓缩了他跨越半个世纪的归根情结。
这样一条曲折而坚定的人生轨迹，完全配得上一面象征归属与尊严的国旗。
互联网上仍有人热衷于将杨振宁与钱学森、邓稼先相比较。
言下之意是：他们能冲破封锁毅然归来，杨振宁却没有回来，因此不够爱国。
可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是单一模版。
杨振宁与钱学森、邓稼先的研究方向截然不同。钱学森致力于航天航空与导弹工程，邓稼先投身核武器研发。
他们的成果直接关乎国家安全与战略威慑力，因此归国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而杨振宁专注的“规范场理论”属于基础物理学范畴，探索的是自然界最基本的相互作用规律。
这类研究短期内无法转化为军事或工业应用，既不能制造原子弹，也无法推动火箭升空。
更重要的是，当时国内基础科研体系尚未健全，中科院直到1958年才初步建立粒子物理实验能力。
若杨振宁当时执意回国，受限于实验条件，极可能中断其理论研究进程，甚至难有今日成就。
更何况，他早已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对祖国的忠诚。
1971年4月，“乒乓外交”打破中美隔阂后，他在美国报纸角落看到中国被列入可访问国家名单，立刻决定启程回国——他要去澄清一个真相。
彼时西方舆论盛传“中国科学家遭迫害”“中国原子弹依赖美国指导”等虚假信息，严重扭曲外界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认知。
杨振宁回国后走访多个中科院研究所，实地考察科研现状，回国后撰写详细报告。
他在康奈尔大学连续举办四场公开演讲，又通过《今日物理》专访系统驳斥谣言，彻底扭转国际学界误解。
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周培源评价道：“这种沟通桥梁的作用，无人可替。”
后来众多华裔科学家敢于踏上归途，皆受其鼓舞。
晚年的杨振宁更是倾尽全力为中国物理学奠基。2003年定居清华大学后，他坚持为本科生授课，即便年逾九旬仍通过电子邮件指导学生论文。
在他写给最后一位博士生崔荟的最后一封信中，仍写着：“请继续努力。”
1997年，他牵头创办清华高等研究院，立志打造“中国的普林斯顿”。
他不仅变卖美国房产捐出100万美元，还成功募集超过1500万美元资金。
同时引进姚期智等世界级学者，资助近百名中国青年学者赴美研修。
那些年，纽约一家名为“满庭芳”的中餐馆成了他的临时办公室。
在那里，他一边为同胞烹饪家乡菜肴，一边向外国友人讲述中国的变迁。
这样持续数十年的默默付出，怎能说是不爱祖国？
还有人质疑央视新闻未发布讣告，猜测国家对其贡献不予认可。
此类传言实属无稽之谈，只需查阅10月18日当天的权威报道即可明辨是非。
当天12时20分，人民日报第一时间发布官方讣告，明确标注其“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身份。
当晚18时56分，再发长文追忆他在清华“归根居”的晚年岁月。
文中引用他翻译的诗句“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作为人生注脚，也提及《曙光集》《晨曦集》中寄托的“看见曙光”“晨曦已至”的深切期盼。
新华社则刊发万余字深度报道，全面梳理杨振宁一生轨迹。
从“杨-米尔斯规范场”的创立，到清华高研院的筹建细节；从1971年破冰访华，到2015年恢复中国籍的关键节点，均有翔实记录。
报道评价他为“功在世界，心怀家国”。
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同步收录了清华师生的缅怀文章。
学生翟荟回忆恩师“宁拙毋巧”的治学箴言，网友留言称：“他把通往宇宙奥秘的钥匙留给了全人类。”
潘建伟院士感慨：“他让我们相信，中国人也能站在科学巅峰。”
这些来自主流媒体与科学共同体的高度评价，远比单一渠道的播报更具分量。
这位被弗里曼・戴森称为“20世纪物理学卓越建筑师”的大师，用一生诠释了一个真理：科学虽无国界，但科学家心中必有祖国。
杨振宁已经离去，请让他安静地走吧，那些刺耳的声音，也该停歇了。
参考消息：
【1】中国军网——《杨振宁：一生最关注两件事——中国的发展，物理学的发展》
http://www.81.cn/yl_208589/164164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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