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想到，几个月前，中央军委的文件才刚刚送进301医院——“对邓稼先同志实行临终前解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他只是北大一位脾气敦厚的物理学教师；对国家，这个人却是撑起核事业的一只手。在病房里，张爱萍握着他变得细瘦的手臂，声音放低：“部里同意了，你的名字可以公开。”邓稼先笑了一下，那笑实在太短，像一丝火星，拨亮即灭。
把时针拨回到1958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招呼邓稼先进办公室，一句话没绕弯子：“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调你去，干不干？”年轻博士干脆利落：“干！”随后他回到家，坐在床沿到天亮，只对妻子留下含糊的四个字——“我要调动”。地址、岗位、期限，全都保密。许鹿希没再追问，她只是把孩子睡衣翻了又翻，像在确认生活仍有细碎的温度可以握牢。
邓稼先离京那天，正值深秋。他去了戈壁。那里，第一间试验棚是钢骨架加石棉瓦，风一吹嘎啦作响。为了计算裂变临界参数，他和同事们把油桶改成中子屏蔽器，把废钢筋焊成装置架。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蘑菇云升腾，坐在北京医科大学实验室的许鹿希却在做细胞培养。显微镜下细胞分裂一分为二，与远方的大地震颤毫无交集。
原子弹成功的消息传遍全国，一个星期后邓稼先才被送回北京，看母亲最后一面。病房里，他攥着母亲的手；褪色的布被上，老人的指尖轻轻动了一下。母亲走得安静，也带走了他最后可以解释的机会——她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为何总是匆匆出门。
接下来的任务是氢弹。对于氢弹原理，书本上写得简单：“裂变—聚变—裂变”。真正设计却要填补无数未知。邓稼先常说一句口头禅：“算不出就重新算。”最忙的时候，他在戈壁滩连轴四十二小时不合眼，靠咸菜和干馒头接力。1971年，杨振宁回国访问，提出想见老同学。周总理批示“马上安排”。邓稼先才得以在西郊招待所与妻子吃了一顿团圆饭。两人都瘦了，言语却少，默契地绕开工作，只谈孩子的学业和老人身体，仿佛那些隐秘的爆炸与他们无关。
危险从未远离。1979年那次未爆落弹，搜索部队扑了空。邓稼先说了一句：“我去看看。”司令员拦住他：“你不能去！”他回一句：“我最熟。”离开的背影像根钉子拽在戈壁线上。几个小时后，他用手捧着破碎弹体回来，身上附着的辐射值高到仪器报警。那次过量照射，病根就此埋下。
1985年夏天，邓稼先到国防科工委汇报，张爱萍发现他脸色灰白，一侧腰部抽痛得说话间歇。301医院诊断：直肠癌晚期。吴阶平带队手术，杨振宁空运新药，副反应却让他血象雪崩。停止化疗后，许鹿希推他去地坛庙会，他一口气吃下六个小吃，笑说“胃口还行”。笑容背后，是凌晨持续的剧痛。
1986年3月，邓稼先要求在病房完成两件事：一份关于核极限试验的建议书和一本未结稿的规范论。写稿时，他让许鹿希拿毛巾不停擦汗，纸面被汗水浸得透亮。他叮嘱：“这比命还重要。”稿子送出不久，军委作出解密决定，理由只有一句：应让全国人民知道他的贡献。
报纸刊发当日，许鹿希接到二十多个电话。“怎么忽然公开？他在哪？”亲友连珠炮似地问。多年隐姓埋名，竟让很多人以为邓稼先早已牺牲。她一次次重复“还在”，却明白医生暗自估出的天数再也撑不住。
7月29日午后，病房窗帘微掀，阳光落在床头。邓稼先呼吸变得极轻，他对妻子低声说：“若能再生，还是做中国人，还是干核事业。”话音未落，心电图拉成直线。62岁的生命戛然而止，留下的是足够让国家安稳的核屏障。
十年后的1996年7月29日，中国完成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就在同一夜，《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文本摆上联合国会议桌。签字笔下，那串中国汉字被众人注目；无人再质疑它背后那段漫长而艰苦的跋涉。许鹿希静静地把报纸折好，放进抽屉深处，那一声“他还活着吗”，此刻终于有了答案——在这个国度的安全边界里，他依然“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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