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红军战士们，为了祖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但也都经历了不少挫折。
其中就有一位红军侦察部长，在一场战役过后流浪西北。在那样的绝境之下，他只能一路讨饭寻找组织，谁知道竟然会被一个地主识破，问他：“你是红军吧？”
这话一出，他背上都出了一层冷汗。那么这位红军战士，后来如何了呢？
1937年的西北，寒风裹着残雪打在脸上，跟刀子割似的。甘肃靖远县的土路上，一个身影摇摇晃晃地走着，棉袄破得露着棉絮，脚底磨穿了，裹着块发黑的麻布，每走一步都得咬咬牙。
这人是欧阳毅，前几天还是西路军总指挥部的侦察部长，现在却成了连口热饭都讨不上的流浪者。
他怀里揣着几样宝贝，是从枪林弹雨中抢出来的命根子：一支派克钢笔，是当年下井冈山时部队给干部发的；一块罗马怀表，是战友李一氓送的；还有张缝在贴身内衣里的纸，上面写着他的红军身份。
这3样东西无论如何都不能丢，钢笔值钱，能换饭，怀表能记着要活下去，那张纸则是他的根，就算成了乞丐，也得知道自己是谁。
说起落难的缘由，就得从1936年说起了。那会儿欧阳毅跟着西路军往西走，2.8 万人的队伍，在河西走廊被敌人围了个严实。缺粮少弹，自然环境又恶劣，队伍打着打着就散了。
欧阳毅是近视眼，眼睛在一次轰炸中炸碎了，眼前模模糊糊的，只能跟着一个年轻通讯员躲在山里。
山里冷得能冻掉耳朵，两人就靠一点炒面和雪水撑着。可没过几天，通讯员说要去寻出路，一去就没回来。欧阳毅孤零零留在山里，摸着怀里的3样东西，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往东走，回延安，找红军。
他跌跌撞撞走到黄河支流的渡口，看见个老汉蜷在石头上抽烟，身边泊着只羊皮筏子。这是去甘肃中卫的必经之路，过了河，离红军可能就近了。欧阳毅凑过去，嗓子哑得快说不出话：“老、老师傅，能渡我过去不？我……我给您钱。”
老汉抬眼瞅了他半天，没接钱，反而盯着他冻得发僵的手：“你怀里揣的啥？别是逃兵吧？”欧阳毅心里一紧，逃兵在这地界可不受待见。他刚想辩解，老汉又开口了：“逃兵不会带钢笔。”
这话让他愣了，原来老汉早看见他怀里露出来的钢笔尖了。那会儿兵荒马乱，逃兵要么揣枪要么揣钱，哪会带支不能当饭吃的钢笔？
“我瞅你像红军。”老汉站起身，解开筏子的绳子，“红军过我们这儿时，不抢东西，还帮着挑水，跟其他兵不一样。上船吧，不要你钱，后面说不定还有你的同志要过。”
羊皮筏子在黄河里晃悠，寒风刮得人直哆嗦，可欧阳毅心里暖了点。他把钢笔往怀里塞得更紧，知道这东西不仅是个物件，还藏着老百姓对红军的念想，就凭这点念想，他也得活下去。
过了黄河，欧阳毅往甘肃靖远县的徐家湾走。这时候他已经快撑不住了，讨饭时人家要么关门，要么扔块发霉的窝头，有的还拿棍子赶，那会儿兵荒马乱，谁都怕来路不明的人。
他蜷在村里的马棚里过了几晚，每天靠几口雪水和半块窝头续命。直到几天后，他挪到村东头一户院子前，想再试试讨口热饭。开门的是个穿青布长衫的老汉，手里攥着张红纸，看他的眼神不像看乞丐，倒像看个能做事的人。
“你是从西边来的吧？”老汉开口就问，“别装生意人了，你是红军吧？”
欧阳毅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不自觉地摸向怀里的身份文件。可老汉没再追问，反而把他让进屋里，端了碗热粥：“我叫许秉章，这辈子就爱个字。刚才瞅你在墙根写字取暖，笔画没乱，不像没读过书的。”
原来许秉章是村里的乡绅，读过几年书，平时爱写个对联。他刚才看见欧阳毅用树枝在雪地上写“福”字，笔锋稳当，就知道这人不是普通乞丐。喝了热粥，许秉章拿出文房四宝：“你写幅字给我看看，要是好，我留你住几天。”
欧阳毅拿起毛笔，手还有点抖，可一落笔就稳了，在部队里拟情报、写命令练出来的基本功，哪能说丢就丢？他写了副春联：“春回大地千山秀，福降人间万户欢”，字不算花哨，却透着股刚劲。
许秉章凑过来一看，眼睛都亮了：“好字！比县里的老举人写得还周正！”他没再提红军的事，反而喊来邻居：“我家来了位写字先生，以后谁家娶媳妇、盖新房，都来寻他写对联！”
乡亲们也实在，见他这样说，都来了，有的送件旧长衫，有的送点米，还有的拿来新做的布鞋。欧阳毅就这样从乞丐变成了“写字先生”，每天坐在许家的小院里，一笔一画地写春联、写契约、写家书。
那支派克钢笔用不上了，就用许秉章给的毛笔，写一个字，换一口饭。他知道，这不是丢人的事，能活着，才能再找红军。
在这的安稳日子刚过了没几天，麻烦就来了：靖卫团的人找来了。
靖卫团是当地的武装，团长常掌枪是个粗人，却偏喜欢装文雅，总让人给他写对联。这天，他的手下找到欧阳毅，说团长请他去写幅字。欧阳毅心里清楚，这不是请，是试探，常掌枪肯定听说了村里来了个“写字先生”，想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他跟着去了靖卫团的驻地，常掌枪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把玩着枪：“听说你字写得好？俺出个上联，你对下联。”说着就喊人递来纸墨，“上联是‘山高路远人不返’。”
一听这话，欧阳毅就明白了里面的深层含义：你一个外乡人，在这地界跑不远，最好老实交代。欧阳毅拿起笔，思索了几秒，就提笔写下“风紧草低马难行”。
常掌枪凑过来瞅了瞅，没看懂其中的门道，可旁边的师爷眼睛亮了：这下联既对得上上联的意境，又藏着话：“风紧”是说处境危险，“马难行”是说别逼太紧，不然大家都不好过。
可常掌枪没多想，只觉得字写得顺眼：“行啊，你这字有股劲！以后我这的对联，就归你写了。”他没再追问欧阳毅的身份，也没为难他，在他眼里，一个能写好字的人，比抓个“红军嫌疑犯”有用多了，至少能撑撑门面。
从靖卫团出来，欧阳毅后背都湿了。他知道，这一关过了，可危险还没散。之后再有人问他从哪来、叫什么，他只说“中原过来避乱的”，再多的话一句也不说。他不再提“我们部队”“我们同志”，只说“我”。
把“红军”的身份藏起来，不是背叛，是为了能活着见到红军。
在徐家湾待了小半年，欧阳毅攒了点盘缠，心里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找红军，回延安。
他没跟许秉章告别，只留下一支写秃的毛笔和一张字条：“承蒙照顾，后会有期”，就悄悄离开了。
欧阳毅一路往东走，白天靠写字换饭，晚上躲在破庙里。有一次在集市上，他听见一个卖油盐的汉子说“这是整过的货”，这是红军内部的暗语！他抬头一看，认出那是西路军的老战友王树声。两人对视一眼，没敢说话，只在夜里偷偷见了面。
“我身份还不稳定，得赶紧走。”王树声说。“我帮你。”欧阳毅连夜托人给靖卫团的师爷送了五块银元，又写了张字条：“有兄归故里，囊中羞涩，望通融。”第2天，盯梢的团丁就撤了，王树声推着独轮车，往南走了。
送走王树声，欧阳毅更坚定了找红军的决心。1937年秋，他走到庆阳驿马关，远远看见两个穿灰军装的哨兵，肩上的红星在阳光下闪着光，是红军！
他跑过去，嗓子哑得喊不出“同志”，指着怀里的身份文件，眼泪就先掉了下来。哨兵把他带到指导员那里，当指导员确认他是西路军失散的侦察部长欧阳毅时，赶紧给他找了身干净的军装：“同志，你可算回来了！”
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欧阳毅摸了摸怀里的钢笔和怀表，钢笔还在，怀表还走着，身份文件也还在。从1936年末失散到1937年归队，近一年的时间，他靠一支笔活下来，靠一个信念撑下来，终于回到了自己人身边。
回到延安后，欧阳毅先去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又担任抗大总校秘书长。
有一次，毛主席见到他，笑着问：“欧阳毅同志，听说你在甘肃是靠写字活下来的？不容易啊，包袱放下了吧？”
欧阳毅心里一热，毛主席还记得他的事。其实之前有人说他是“张国焘路线者”，让他受了不少委屈，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一直信任他。
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跟着朱总司令打仗，那会儿物资缺，朱总司令还把自己的毯子分给他一半；古田会议时，他还帮着誊清过《古田会议决议》，那些日子的温暖，他一直记着。
后来，欧阳毅跟着部队南征北战，从抗日战争打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
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手里捧着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想起当年在西北讨饭的日子，眼眶又湿了，要是没有那支钢笔，没有老百姓的帮衬，没有心里的那点念想，他恐怕走不到今天。
2005年6月，97岁的欧阳毅在北京逝世。他的柜子里，还放着那支钢笔，还有那块罗马怀表，早就停摆了，却仿佛还能听见当年“滴答”的声音，记着他在西北寒冬里，靠一支笔、一个信念，活下来的日子。
如今再提起这段往事，也难免让人感叹欧阳毅的信仰之坚定。正是有了他们这样的红军战士们，才能有如今这样的和平生活，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民族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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