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江苏的一个富农家里生了个儿子，父亲给他起名叫“敬久”。说是富农，可家里也就够个温饱，勉强能送他去念几年书。
谁都没有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此后竟然会成为一名国军中将，就连我党军事才能卓越的刘伯承和粟裕两位将军多次包围痛歼他，也没能逮住他。不过，这可不是因为他多有军事才能，而是因为他“能跑”，这是怎么回事呢？
王敬久小的时候，在徐州的一所私立中学念书。这所学校的校长顾子扬可不只是个普通的教书先生，他早年的时候留过日本，加入过同盟会，还见过孙中山，说起革命道理一套一套的。
顾校长特别留意王敬久，这孩子身上有股子农村青年的实在劲儿。在操场训练的时候，旁人躲阴凉，王敬久却还是顶着太阳练队列；打扫校舍的时候，他也是十分认真。
有天顾校长拉着他说：“敬久啊，你这性子别困在庄稼地里，跟我去广州考黄埔军校吧，将来能领兵打天下，比在家种庄稼有出息。”
这话像颗种子落进王敬久心里，再加上顾校长亲笔写的推荐信，1924年春天，他就揣着两件换洗衣物，挤上南下的火车，成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
在黄埔的日子不好过，天不亮就出操，夜里还要背战术手册。别人嫌苦抱怨，王敬久从不吭声：队列练不好，就比别人多站半小时；战术课听不懂，就课后追着教官问。毕业之后，他没被派去前线，先留校当了区队长，管着一群比他小不了几岁的学员，也练出了带兵的底子。
真正让王敬久见着血的是东征。
1925年打惠州，城墙又高又厚，北洋军的机枪扫得人抬不起头。王敬久当时是排长，带着弟兄们往前冲，一颗流弹打穿了他的腿，血顺着裤管往下淌。他咬着牙把绑腿勒紧，接着往前冲，直到把红旗插上城墙。
伤好归队，他直接升了少校连长。这在同期学员里，算是提拔最快的一批了。
1927年北伐，王敬久跟着顾祝同当营长。打徐州那阵子，前面的部队攻了好几天，愣是没把城拿下来，团长急得直跺脚。
这个时候，还是王敬久站出来：“给我一个营，夜里我去撕口子！”那天半夜，他带着弟兄们摸黑爬城墙，北洋军的子弹在耳边“嗖嗖”响，他举着大刀砍开守军的防线，第一个跳进城里。等大部队冲进来时，他正靠在城门楼子上喘粗气。
这仗打完，蒋介石看了战报，虽没直接夸王敬久，但顾祝同是蒋介石的红人，对着蒋一个劲说“敬久这后生能打”，没多久王敬久就升了团长。
后来又跟着顾祝同打了好几仗，一路升到旅长，到1936年，34岁的他已经当上了87师师长。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王敬久才算是真正把本事用在了正地方。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他担任87师师长，带着部队守江湾。那会儿日军的飞机天天去轰炸，坦克更是一排排往前冲，阵地有时候一天都要被轰平好几次。
最严重的时候，部队伤亡过半，副官劝他往后撤撤，他眼睛一瞪，就说：“我是师长，弟兄们在战壕里拼，我往后躲像话吗？”他就在战壕里指挥，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喝凉水，一待就是几天几夜。直到日军从杭州湾登陆，战线被撕开，他才奉命撤退。
后来打南京保卫战，王敬久率部守光华门。日军用重炮轰城墙，炸开一个大口子，他亲自带着敢死队冲上去堵，手里的枪都打热了。
城破那天夜里，他跟着残部从下关渡江，船不够，就抱着木板往江北漂，差点被江水冲走。虽然南京丢了，但没人敢说他贪生怕死。
1941年上高会战，王敬久指挥部队侧击日军。他摸清日军的补给线后，带着部队在山里设埋伏，等日军运输队过来，一顿猛打，缴获了不少粮食和弹药。后来配合主力收复上高县城，这仗连日军都承认：“锦江沿岸的中国军队不好惹。”
那时候的王敬久，在部下眼里就是“拼命三郎”。看地图时，他会用红笔挨个标出机枪阵地，连手榴弹能扔多远都算得清清楚楚；士兵冻着了，他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小兵穿。谁也想不到，多年后他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1946年，内战刚开始，王敬久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他被任命为第2兵团司令，名义上指挥邱清泉的第5军和胡琏的整编第11师，这两支部队都是国军的精锐，可邱清泉和胡琏根本瞧不上他。
胡琏后来在回忆录里直白地说：“王敬久不懂战术，跟着他打仗会送命。”邱清泉更过分，开会时直接打断王敬久的话，转头跟自己的参谋说：“按咱们之前定的方案来，不用听别人的。”
王敬久也不生气，反正指挥不动，干脆躲在指挥部里看报纸。有参谋私下议论：“咱们司令跟个摆设似的，这仗没法打。”这就是龙凤战役，国军没大败，但王敬久的指挥权威，算是彻底没了。
到了1947年，王敬久更是把“摆烂”刻进了骨子里。
4月，粟裕率华野围攻泰安的整编72师，这支部队归他管，参谋长张秉均急得拍桌子：“再不救，72师就没了！”王敬久却慢悠悠地喝着茶：“你懂什么？粟裕就等着咱们去救，一去就是围点打援，到时候赔的可不止一个师。”
最后，整编72师被全歼，师长杨文泉被俘。张秉均骂他见死不救，他反倒告到顾祝同那里，硬是把张秉均逼走了。事后他还跟亲信说：“在这部队里，保住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同年7月，蒋介石让他带3个整编师去堵截刘邓大军，王敬久更是一万个不愿意。先是赖在泗县不走，说要“整顿部队”；后来又找借口，说牙疼得厉害，要去上海看病。顾祝同知道他想溜，亲自打电话骂：“你再敢不动，委员长饶不了你！”他这才不情不愿地往鲁西南赶。
到了前线，王敬久的操作更让人看不懂。
他把整编32师、70师、66师，沿着金乡到羊山集摆了个30里长的“一字长蛇阵”，3个师互不认识，连个协调会都不开。
70师师长陈颐鼎急得找到他：“司令，咱们得商量下怎么配合啊，这么摆阵，共军一来就把咱们切了！”王敬久摆摆手：“不用麻烦，每个师派个团去探探路就行，共军也没那么厉害。”
战前动员更荒唐。他站在土台子上，清了清嗓子说：“今天我就讲10个字，大家记好！”结果讲了9个字，卡壳了，脸憋得通红，半天想不起来最后一个字。直到中午吃饭，他突然一拍大腿：“哦！是‘活’字啊！”
一旁的士兵听完都偷偷笑：“司令连‘活’字都忘了，咱们这仗还能活下来吗？”
没过多久，刘邓大军就把羊山集的整编66师围了。这支部队是陈诚的“土木系”精锐，军纪严到拆老百姓的房子都要给钱赔偿，硬是守了半个月。
王敬久躲在30里外的金乡县城，明明知道派199旅去增援就是送死，却还是下了命令：“火速增援，晚了军法处置！”结果199旅刚出发，就被中野三纵“包了饺子”，旅长王士翘躲在高粱地里，热得受不了，自己举着白毛巾出来投降了。
等羊山集的炮声渐渐小了，王敬久知道大事不好。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带着指挥部的几个亲信，坐卡车连夜往西逃。
刘伯承的部队赶到金乡时，只看到空荡荡的指挥部。
其实，王敬久能有这样的转变，还真不是他自己“变坏了”，而是被国民党军队的体制把他逼成了这样。
首先就是“任人唯亲”。蒋介石重用他，主要就是因为他是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又跟着顾祝同立过功。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兵团司令里像杜聿明、王耀武这样有真本事的人没几个，更多是像王敬久这种有资历但能力一般的人。
要是没个黄埔背景，再能打也没用，比如黄百韬，他不是黄埔出身，倒死都没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
还有就是“派系相争”。王敬久是顾祝同的人，而他指挥的整编66师是陈诚的“土木系”部队。两边本来就不对付，66师的师长宋瑞珂表面听他的，暗地里根本不配合。
邱清泉、胡琏不听他的，除了嫌他没本事，更因为派系不一样：你是“江苏帮”的，我是“中央系”的，凭什么听你的？
再就是“将领贪财”。抗战胜利后，不少国军将领忙着捞钱，王敬久自然也不例外。他在南京、上海买了好几处宅子，还把部队的汽油倒腾着卖钱。部下说他开会时经常走神，手里拨着算盘，算的不是战术，是怎么把军饷换成金条。
心思都在钱上，哪还有精力打仗？
反观解放军，刘伯承、粟裕打仗时，哪怕手里只有几十门山炮，也能把部队拧成一股绳。基层指挥员虽然文化不高，但学东西快，上级说怎么打，就怎么打，从不打折扣。
国军呢？你守你的，我撤我的，见死不救成了常态。就像淮海战役时，杜聿明想围魏救赵救黄百韬，蒋介石不信黄百韬能守7天，硬是把计划否决了。结果黄百韬硬抗了十几天，战机早就没了。
1948年，王敬久被蒋介石撤了职，改任南京卫戍副总司令。这就是个闲职，不用再上战场。1949年7月，南京解放前夕，他带着家眷坐飞机去了台湾，从此再也没碰过兵权。
在台湾的日子，王敬久过得挺冷清。后来虽然在三军大学当教授，讲的还是当年的战术，可台下的学生没人真把他当“将军”，谁都知道他在解放战争里的那些事。
1964年6月，王敬久在台南病逝，就这么结束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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