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天画戟，这种集矛之锐、戈之巧于一体的重型兵器，曾是古战场上最令人胆寒的存在。
它锋利异常，重逾二十斤，光是提起已非凡人可为。
历史中，真正能与方天画戟共鸣者，寥寥无几。
而其中有两人，却因这一兵器被铭记千年，只不过二人的名声却是极为反差，到底是怎么回事？
冷兵器时代的极致之作
戟，本是戈与矛的结合体。
在春秋战国时期，戈主勾挑，矛主刺击，而戟，则试图融合两者之长，既可直刺敌胸，又能横扫马腿，是战车和步兵作战中不可或缺的制胜利器。
至于“方天画戟”，则是在传统戟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装饰性的画杆和造型夸张的双月刃，使其更具威慑。
它既有美术的线条，也有杀伐的力量，古人称“画戟”之“画”，并非只为装饰。
一杆标准的方天画戟，戟身长度可达两米至三米，重则二十余斤，仅戟头便由钢铁精铸，嵌有尖刺与双侧月刃，锋利无匹。
而最显眼的部分，莫过于其“画杆”——戟杆上往往雕刻有云纹、龙纹、火焰纹等图案，部分更涂以朱红或嵌以金银。
这类兵器极其考验武将的身体素质和战场经验，一个不慎，便有可能因力量不济或掌握失衡而自误性命。
因此，在古代战场上，能熟练驾驭方天画戟者，必定是身经百战、力大无穷的猛将。
在开阔地形上，它的长柄可保持安全距离，锋刃可劈可砍，顶尖可直刺穿甲，侧月可勾人落马、断筋削骨。
在狭路相逢之时，熟练者甚至可以通过旋转、挥抡的技巧，使其如同狂风骤雨般压制对手，每一次挥击都暗藏生死之机。
它操作难度极高，非一般战将可轻易掌握，但正因如此，一旦有人能够驾驭自如，便会在战场上展现出近乎神话般的战斗力。
也许正因为其高难度和极致杀伤，方天画戟在进入隋唐以后，逐渐从实战兵器的舞台上淡出。
而到了明清，宫门前肃立的仪仗卫兵，多手持画杆方天戟，形成一种独有的威严气势，使来者心生敬畏。
京剧舞台上，“白面无须”的吕布执红缨画戟，纵马冲阵，其英姿已成为中国传统艺术中武将形象的代表之一。
而在《水浒传》中，吕方与郭盛双双使方天画戟，一个红戟一个银戟，成为“赛温侯”“赛仁贵”的对位人物，从侧面反映出此兵器在民间文化中的传播尊崇。
中世纪欧洲也出现了与中国戟类似的兵器——长戟。
虽然其构造不同于方天画戟，但同样是集刺击、钩挑、砍削于一体的混合武器。
尤其在瑞士长戟的设计中，更可见与方天画戟异曲同工之妙。
有学者推测，或许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曾有类似兵器的技术传播，但也可能只是人类战争经验中的一种趋同进化。
无论如何，方天画戟在冷兵器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毋庸置疑。
三姓背义
吕布其人，本出并州五原（今内蒙古包头一带），幼年丧父，生活困顿。
但他天资卓绝，尤擅骑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臂力惊人，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
其英俊的外表更让人过目不忘，一身戎装，面如冠玉，目光如电，再配上一匹日行千里的赤兔宝马与那杆方天画戟，简直是从古书中走出的战神形象。
这样的吕布，很快便被丁原相中，收为义子，任命为主簿，并带在身边亲自调教。
但当董卓携西凉铁骑杀入洛阳，威震朝堂，欲夺天下之权时，他没有选择与丁原共进退，而是果断地“换了个爹”。
他用那柄让敌人胆寒的方天画戟，刺入曾对他恩重如山的义父胸膛，从此换来高官厚禄与董卓的青睐。
短短数日之间，吕布的命运完成一次飞跃
董卓对吕布宠爱非常，任命其为骑都尉、中郎将，让他常侍左右，甚至赐以名马，视若己出。
吕布亦“父事之”，每日跟随左右，言听计从，然而这段主仆情谊并未持续太久。
董卓生性多疑，每每因小事对吕布动怒，有时拔剑欲斩，吕布虽表面恭敬，内心早已积怨。
他是武人，容不得屈辱，更无法容忍威胁。
当王允密谋诛董时，吕布毫不犹豫地再次变脸，又一次刺向另一位“义父”。
世人称其为“三姓家奴”，言之凿凿，并非虚妄。
他的亲父姓吕，第一个义父丁原，第二个义父董卓，三姓之变，不只是名号，更是立场的背弃。
若换作他人，或许此后能痛定思痛，洗心革面，但吕布的悲剧恰在于他从未觉察自己的问题。
他以为世道如此，无非强者为尊，谁给的好处多，便该依附谁。
他的刀戟，可以借给任何人，只要这人手中有他想要的权力。
在杀死董卓之后，吕布失去了庇护，自此开启四处投靠、漂泊无依的人生，他先后投奔袁术、袁绍、张杨，皆被拒之门外。
众人皆识其利欲熏心、反复无常，避之不及。
他又投刘备，曾短暂得徐州之地，却因性格刚愎、猜忌深重，与刘备决裂，大打出手。
最终，他将徐州据为己有，自立为主，而这座城市，终成他最后的归宿。
吕布战力极强，数次在战场上逆转局势，名声一度压过关张之流，但他始终缺一位真正信任他的主君。
曹操围攻下邳，吕布坚守三月，最终被部下侯成、宋宪、魏续反绑献出。
临刑之前，他试图以降将自保，劝曹操收他为用，但一句“汝反复小人，不能用也。”于是，一代“天下第一猛将”就此身死白门楼。
他死得并不壮烈，也没有留下忠诚的誓言。
他那杆方天画戟，曾在百战之中染血无数，却也如他的人生一样，终归落了个“无人可托”的下场。
方天画戟原是杀敌利器，却成了吕布反复背叛的象征。
白袍定疆
薛仁贵本名薛礼，出生于山西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市），自幼家境贫寒，父母早逝，只能靠耕种为生。
他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却天生神力，曾在村中举起常人难以撼动的石锁，又能三箭连发，箭无虚发。
少年时的薛仁贵就像一头未经驯服的白马，有力量，有胆气。
直到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丽，诏令天下募兵，改变他命运的机会终于来临。
战场是寒门子弟唯一能出头的地方。
他主动请缨入辽，刚到前线，便在一次突袭战中崭露头角。
当时，唐军将领刘君邛被高丽军重重包围，生死垂危，诸将惊惧退避，无人敢救。
薛仁贵不顾劝阻，单骑突入敌阵，画戟横扫，斩杀敌将，提首而归。
敌军顿时大乱，纷纷溃退。
这一战，他立下了“千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赫赫威名，李世民大为赞赏，亲自召见，赐名“白袍将军”。
自此，薛仁贵的命运之门彻底敞开，他不仅战无不胜，更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将气。
不同于一般的猛将，他从不张扬跋扈，始终低调谦和。
无论面对的是胡人铁骑还是高丽精兵，他总是冲锋在前，从不吝惜性命。
每当敌军阵前看见那个一袭白袍、腰插长弓、手执画戟的骑士，往往尚未交锋，便已心生胆寒。
白袍与方天画戟的组合，不知斩落了多少蛮将的头颅，也不知挽回了多少唐军危局。
关于他所用的那把方天画戟，史中虽少有详记，但民间始终传为家传之宝。
据传，那柄戟由其祖辈流传而来，通体乌铁铸成，画杆朱红，刃口镌有“仁义”二字。
唐军与高丽的征战持续多年，薛仁贵几乎未曾休整。
他随军远征，身经百战，西破突厥，北御契丹，东征高丽，南安岭南，征战之地遍布四海。
尤其是“三箭定天山”一战，更将他推上战神的宝座。
薛仁贵亲自登高设伏，只用三箭便将敌军三将斩于阵前，其势如风，敌众震惊，弃甲而逃，此役之后，“薛将军”之名传遍塞北，胡人听名即退。
他不是那种口若悬河、善于笼络人心的权谋家，也从不主动争功请赏，但朝廷知道，这样的将军，是镇国之柱。
唐高宗即位后，屡屡任命薛仁贵为西征主帅，赏赐连连，却从未见他骄横跋扈，始终穿一袭素袍，食粗饭宿帐篷，与士卒同甘共苦。
晚年薛仁贵封为右威卫大将军，虽功勋卓著，却无半分浮躁。
因不善营私，一生清贫，去世之时，家中竟无余资下葬，靠朝廷拨银安葬，他的后代亦未借祖上之名滥取权位，可见其家风清正。
后人读薛仁贵事，多用“忠勇”来总结，其实，若只以“忠”或“勇”概之，反倒显得单薄。
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在血雨腥风的征战中，始终坚守本心，不为利诱，不为私情，凡事以国家为先。
这两人的结局，也恰如方天画戟在他们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吕布的画戟锋利如初，却最终沦为兵器铺中一件无主的废铁，无人收留；薛仁贵的画戟或许早已随他一同尘封陵墓，但那柄兵器所承载的忠义之光，却被后人代代传诵，映照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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