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秋，西藏江孜的路上，一队人马正慢慢前行——前面是时任18军52师副政委的阴法唐，和他的新婚妻子，时任52师政治部组织科干事的李国柱，后面则紧跟着两个挎着枪的警卫员。
而这，不是普通的行军，是阴法唐和李国柱的“蜜月旅途”。到了晚上，他们借住在老百姓的天井房，抬头能看见星星，可警卫员就睡在旁边不远，两人说话都得放轻声音，连牵手都觉得拘谨。李国柱后来回忆起来直言：“这辈子的蜜月，也就我们这样，带着警卫员过的。”
这事儿得从两年前说起。1950年夏天，重庆合川的太阳正毒，12军军政大学毕业典礼刚结束，20岁出头的李国柱就攥着申请表冲进校部：“我要去18军，去西藏！”那会儿18军正要进军西藏，号召其他部队支援，她成了12军100名进藏女兵里的一个，被分到了解放昌都的主攻部队——18军52师。
7月，“52师政治部康藏工作队”成立，李国柱跟着搞战勤工作，翻山越岭给前线送物资、做宣传，昌都战役打完，工作队撤了，她又去了52师政治部组织科。1951年初，科长刘月亮找她谈话，话头绕到“个人问题”上：“我给你介绍个人，咱们师的阴法唐副政委，人正直，打仗又厉害。”
李国柱那时候没想着急结婚，可架不住同志们常撮合，接触多了，她也被阴法唐的稳重和担当打动，慢慢松了口。不过她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全西藏解放，部队到了该去的地方；二是她入了党。阴法唐听完没犹豫：“我支持你，咱按你的想法来。”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1952年5月，西藏军区突然下令整编，52师番号和师机关要撤销，干部们得集体转业搞地方工作。上级还说，已经确定恋爱关系的同志要报告组织，分配时尽量把两人分在一处，免得“异地”。
这下两人犯了难——李国柱的两个条件，只完成了“部队整编要去新地方”，入党还得等几年。可要是不报告，以后可能被分到不同地方，思来想去，还是跟组织说了情况。没多久，婚就定了。
李国柱回忆，新房就是间4平米的小屋子，床是用几个木箱拼起来的，铺着一床单人军被，连块红布都没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可心里踏实，觉得有个伴儿了。”
婚后没几天，阴法唐要去江孜赴新职，李国柱跟着一起走。组织怕路上不安全，派了两个警卫员跟着。从出发到江孜，走了一个月，白天两人骑马赶路，边骑边聊工作、聊以后的西藏，晚上就住老百姓家的天井房——没有房顶，躺在地上能数星星、看月亮，倒也有股特别的浪漫。
可警卫员总绷着弦，怕有突发情况，晚上就睡在他们旁边的地上。李国柱说：“那时候年轻，也想跟他说点悄悄话，可警卫员在旁边，实在不好意思，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工作上的事。”这段带着警卫员的“蜜月”，成了他俩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回忆。
不过在西藏过日子，难的还在后头——尤其是当妈妈。
1953年，李国柱怀了第一个孩子。开会要去几十里外，只能骑马，有一次马颠得厉害，她肚子疼得直冒冷汗，差点早产；吃饭要去大食堂，没什么营养，她只能自己找些青稞面掺着吃；孩子出生前，连件小衣服都买不到，她就照着画报，用自己的旧军衣改。
生完孩子，本来有40天产假，可统战工作忙，她月子里就忙着接待来访的客人，有时候开着会，孩子哭了，她只能躲到角落喂奶，怕耽误事。
更揪心的是孩子的病。江孜海拔高，大孩子10个月大时，查出先天性心脏病和高原性心脏病，必须送内地治疗。可李国柱那时候又怀了孕，身子重走不了，只能拜托去内地汇报工作的干部，把孩子顺带送过去。看着孩子被抱走，她躲在屋里哭了好久。
第二个孩子出生10个月，也得了高山性心脏病。这次李国柱咬着牙，挺着孕肚，坐了一个多月的车，颠簸着把孩子送到内地。等孩子病情好转，她没敢多留，又匆匆回了西藏——地方工作刚起步，离不开人。
怀第三个孩子时，李国柱本来不想生了，可那时候条件有限，最终还是生了下来。她后来跟人感叹：“做女人难，在高原做妈妈更难，孩子生病、骨肉分离，这些苦，没经历过的人很难懂。”
好在一路上，总有同志伸手帮忙。1954年7月，李国柱已经怀孕8个月，西藏突发洪灾，洪水漫进了住处。她行动不便，眼看水要淹到床头，上级木玉亭和他爱人罗宗英冲了进来，一边一个架着她的胳膊，连托带抬往安全地方走。
“水到胸口那么深，冷得像冰，上游冲下来的树枝、石头不断撞在身上，我冻得浑身发抖，喘不过气。”李国柱后来回忆，“要是没有他们，我和孩子可能都没了。”这份情谊，她记了一辈子。
孩子大一点后，问题又来了——夫妻俩忙着工作，没法照顾孩子。1955年，北京中直机关派了20多个幼师来西藏，在成都办了保育院，“父母干革命，子女交给党”成了那时候的常态。阴法唐和李国柱的三个孩子，大的一岁多、两个小的两岁多三岁多，都送进了保育院。
有一次李国柱去成都看孩子，蹲下来想抱大女儿，孩子却往后躲，瘪着嘴哭：“你不是我妈妈，我妈妈在西藏！”老师劝了半天，孩子才肯跟她走，可一路上都不喊“妈妈”。住了几天，李国柱要回西藏，送孩子回保育院时，她哭得止不住，孩子却纳闷地问：“妈妈，你为什么爱哭呀？”
“那时候心里又酸又疼，可没办法，西藏要建设，工作不能丢。”李国柱说，好在孩子们在保育院被照顾得好，长大后思想品德、文化素养都不错，“这都是老师们的功劳，我一辈子感激他们。”
如今西藏的机关里，已婚夫妇再不用挤4平米小屋，不用带着警卫员度蜜月，更不用把年幼的孩子送去千里外的保育院——这些如今看来寻常的幸福，正是阴法唐、李国柱这样的老革命，用当年的艰苦、分离和坚守换来的。他们在高原上的每一步，都成了后来者脚下的路；他们吃过的每一份苦，都化作了西藏发展的基石。这份藏在岁月里的奉献，从来不是轻飘飘的回忆，而是实实在在支撑起西藏变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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