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书协创始人之一的杨再春先生早年活跃于书坛，通过电视授课、出版物等方式广为人们熟知，并且凭借一手个性鲜明魏碑体书法深受民众敬仰。
不过随着年事渐高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当他再次依托自媒体平台回归时，书坛早已不是往昔的模样，人们对于书法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杨老的书法更是遭到很多人的质疑。
从备受崇敬的书坛名家到众人嫌弃的江湖体，杨再春先生的书法人生似乎验证了书法艺术探索道路上的普遍现象，那就是当创新乏力的时候就会越写越差。
对于这种现象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岁数大了气力不足的原因，而是书家没有正确的认识自己，心境没有跟随身体共同成长。
其实历代书坛的领军人物大多没有这种现象，比如王羲之“老来善”越写越好，颜真卿一碑一面直至殉国依旧能够撼人心魄。
那么为什么今人书家却陷入老年困境呢？其实这和书法的专业化发展道路有关，古代书家并不以书法谋生，大多是当时的权贵，书法只是一种技能，他们的阅历增长并不围绕书法。
但是当今很多专业书法家以书法谋生，他们的一切修养、成长都为书法服务，当他们的书法裹足不前的时候，阅历、文化的增长也因此受阻，无法再为书法注入新的活力，那么也就只能不断复制自己，自然会越写越差。
其实弘一法师的经历就能够很好的说明这一问题。李叔同年少聪慧，天赋异禀，精于书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书法以魏碑为本，劲健挺拔，名噪一时。
然而当他遁入空门以后，性格心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书风大变，不再狞厉刚猛，转而追求淡雅宁静。
这时候他书法中的力量美被极大的削弱，但是韵致却凸显了出来，临终绝笔“悲欣交集”已无任何法度可循，但是却与他当时的心境契合，成为人书合一的绝世佳作。
书法家最后比拼的还是文化，当气力减退的时候，阅历、文化的加持会让书法呈现出更为浓厚的韵致，自然不会越写越差，而是越写越有味道。
想要达到这种境界，就要清楚书法为文化服务还是文化为书法服务。如果文化为书法服务，那么当书法创作陷入瓶颈的时候，文化的探寻也会陷入茫然。
如果是书法为文化服务，那么文化的积累会持续辅助书法的内涵，让书法永远呈现出高古的格调。
古人自然是书法为文化服务，书法在人生中处于从属地位。而今人专业书法家大多反其道而行之，将书法视为毕生理想，余者皆为书法创作服务，容易形成狭隘固执的艺术态度，如果早年没有陷入江湖，晚年也必然难以躲避。
传统书家的成长路径是浸润式的，书法作为文人修养的组成部分，与诗词、绘画、篆刻等艺术形式相互滋养。
苏轼的《寒食帖》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不仅因其笔法精妙，更在于它将个人命运与艺术表达融为一体，文字内容与书法形式相得益彰。
反观现代书法往往过分强调视觉感受，而忽视了文化加持。抄录的诗词歌赋难以给人新奇的营养，只能从笔墨线条来展现个性风采，气质被忽视衣服成了门面，这样的作品又怎能让人感动。
杨再春先生的魏碑体在八十年代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是因为那种雄强刚健的风格契合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
然而，随着社会审美趣味的多元化，特别是后现代文化对权威叙事的解构，那种具有强烈风格标识的书法形态难免显得单一。
问题不在于杨老的个人能力衰退，而在于他的艺术语言未能与时代审美同步演进。当一位艺术家的风格过于固化，便容易从“特色”滑向“套路”。
传统书论中早有“人书俱老”的理想，这并非指随着年龄增长自然成为大家，而是强调生命体验与艺术境界的同步提升。
赵孟頫晚年书写已入化境，笔法从容自如，结构端庄流丽，正是毕生修养的自然流露。这种境界的达成，需要书法家保持对世界的敏锐感知，不断更新自我的认知图式。
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粹，其生命力终究源于与文化母体的密切联系。当书法沦为纯粹的形式游戏或市场商品时，其精神内涵便不可避免地走向枯竭。
归根结底，书法的魅力不在于一时的名声，而在于穿越时代的精神力量。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轼的《黄州寒食帖》，这些杰作之所以流传千古，是因为它们凝聚了创作者全部的生命体验与文化修养。
当代书法家若想摆脱“越写越差”的魔咒，或许应当放下对“书法家”身份的执着，回归到“文化人”的本位，让书法重新成为修养心性、表达思想的自然流露。唯有如此，书法艺术才能在现代化浪潮中保持其不朽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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