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民党保密局通过电台侦测车锁定北平地下电台大致范围，但因民居密集难以确定具体位置。谷正文启用飞贼段云鹏，利用其轻功每日凌晨在制高点观察，最终锁定交道口京兆胡同24号院 。
这个院子，当时在北平市民政局科长袁永熙名下，袁永熙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女婿。
谷正文在突袭前，已经掌握了这层关系。
1947年9月24日凌晨，谷正文率特务破门而入，当场抓获地下电台台长李政宣、译电员张厚佩（李妻）以及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李毓萍（孟妻）。
袁永熙、陈琏夫妇牵扯其中，也遭到了拘禁审查。
抓到人之后，谷正文接下来的一个动作非常阴险，他刻意将李政宣夫妇与袁永熙夫妇关押在同一院落里，但彼此不能说话。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文胆”，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掌握国民党核心机密 。其女婿袁永熙作为北平市民政局科长，为李政宣夫妇提供住所，这一关系本身就构成了政治敏感点。谷正文将李政宣夫妇与袁永熙夫妇同院关押，实际上是向李政宣传递信号——你的被捕已牵连到国民党高层核心人物，即便你不招供，蒋介石也不会轻易放过你。这种“政治连带性”的暗示，比单纯的刑讯更具摧毁力。
此后，谷正文刻意将案件上报蒋介石，并观察陈布雷的反应。陈布雷为救女儿女婿，被迫向蒋介石求情，甚至在信中称“我有罪，任凭发落”。这种姿态不仅暴露了国民党高层的家庭矛盾，更让谷正文进一步明确，陈布雷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虽高，但在反共立场上仍需妥协。这种政治博弈的结果，使得李政宣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抵抗意志进一步瓦解。
除此之外，谷正文还有算计，袁永熙夫妇虽为中共地下党员，但隶属上海情报系统，与北平地下党并无直接联系。谷正文将其与李政宣夫妇关押在一起，更深的目的，是想通过观察袁永熙夫妇的言行，判断他们是否掌握更高级别的情报。当发现袁永熙夫妇始终否认共产党员身份且无实质证据时，谷正文转而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进一步施压李政宣——连陈布雷的女儿女婿都可能成为共谍，你认为自己还能逃脱吗？
如此这般地给李政宣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后，紧接着，谷正文祭出了最毒辣的一招。谷正文后来被骂作“活阎王”，他的这种毒辣，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他安排女特务梁金花化名“梁妈”，伪装成粗朴老实的农村女佣进入关押李政宣夫妇的院子。“梁妈”刻意表现出对特务的畏惧，通过打扫卫生、送饭等日常接触，逐渐消除了李政宣妻子张厚佩的警惕心理。
当时，张厚佩急于向组织传递被捕信息，当她对“梁妈”不再警惕后，便试图通过她发送密电。“梁妈”起初假意拒绝，称“害怕被发现”，这种反应反而让张厚佩认为她“可靠”，于是张厚佩摘下金戒指作为贿赂，“梁妈”不再拒绝，“勉强答应”，并按指示将电报内容“哥哥与我住院，接收人西安赵耀斌”发了出去 。
这一过程中，谷正文精准预判了张厚佩的焦虑心理——在孤立无援的环境下，作为一个女人，她会将希望寄托于看似唯一的“帮助者”身上。
张厚佩发出的密电，“赵耀斌”实为中共北方情报网负责人王石坚的化名。
谷正文拿到这份密电后，在审讯李政宣时，故意出示了密电内容，并声称“你的太太已经承认了一切”。尽管张厚佩并未真正“招供”，但这种虚假信息让李政宣误以为妻子已叛变，心理防线瞬间崩溃。
见此情景，谷正文更进一步地编造谎言，声称“袁永熙已招供”，并伪造陈布雷与蒋介石的密谈记录，暗示袁永熙夫妇可能因陈布雷的关系被从轻发落，而你若继续抵抗，家人将面临更严厉的惩罚。
在这种极致的人性博弈与心理压迫下，李政宣的心理防线最终被彻底突破。
他招供了一切，随着王石坚的被捕，中共北方情报网遭到毁灭性打击，北平、西安、沈阳、兰州等地100余名地下党员被捕，包括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中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等高级情报人员 。
很多人认为，侦破北平地下电台案，宣告了谷正文这一乱世恶魔的诞生，与传统军统大特务不同，谷正文轻易不会显出暴力的獠牙，他非常的狡猾，邪恶，具有欺骗性，极其善于政治威慑、心理压迫以及编造致命的谎言，布置难以防范的陷阱，在他充满罪恶的特务哲学里，“软刀子割肉”、“以人制人”、“信任谋杀”、“伪装诱捕”，永远比酷刑更具隐蔽性和破坏力。
谷正文诱骗张厚佩，本质上就是一场“信任谋杀”与“伪装诱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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