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之变（节选）

文 | 吴铮强

来源 | 浙江人民出版社

二十八岁那年，寇准突然火箭式升官了，由从七品直接升到从五品。而且在从五品的官阶上，宋太宗给寇准安排了一个正三品的职务。这大致相当于县处级副职破格提拔为正厅级干部，然后安排了某部委正职的职务，比如财政部税务司的办公室副主任调去做国务院代理秘书长，享受正厅级待遇。

这一年是端拱二年（ 989），寇准调到中央工作刚有一年。此前一年，寇准授右正言、直史馆，充三司度支推官。宋朝的职官制度最主要有两套体系，一套是标识官阶的寄禄官，一套是称为“差遣”的具体职务。北宋前期，“右正言”属于寄禄官体系，是从七品的文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干部。直史馆、三司度支推官都是具体的职务，直史馆相当于在国家档案馆工作，三司是总管宋朝财政的特殊机构，充三司度支推官就好比在财政部预算司上班。寇准在三司升过职，改任盐铁判官，“判官”比“推官”略高一等。

端拱二年（ 989）七月，寇准突然擢为从五品的虞部郎中。正常情况下，宋朝官场三年才能升半级，寇准一次跳升两级，瞬间走完别人需要煎熬十二年的仕途。官家破格提拔倒也罢了，宰相府本来安排寇准出任“开封推官”的职务，相当于京城办公厅副主任，这对于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绝对算得上飞黄腾达，但官家说这是糊弄寇准。

寇准像

给寇准重新安排的职位称为“枢密院直学士”，枢密院是与中书门下对等的中枢机构，二者合称“两府”。宋朝宰相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他们执掌的机构就是“中书门下”，办公场所称“政事堂”，因在枢密院之东又称“东府”。枢密院是掌管军政的中央机构，长官称“枢密使”，副职称“枢密副使”或别的一些名称，办公场所又称“西府”。两府的正副长官就是宋朝的宰辅大臣，也称“宰执”。中书门下作为宰相府，地位当然略高于枢密院。但唐末五代战乱不止，军政与武将在朝廷的地位尤为突出，中书门下沦为尊崇文官、主持日常政务的程序性机构，枢密院的实际权势其实超越了中书门下。宋朝建立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枢密院也往往由文臣执掌。但至少在宋初，枢密院还是掌管军政的枢纽机构，仍有独立运作的机制，还没有完全沦为中书门下副职机构。

寇准的这个“枢密院直学士”非常特殊，虽然还没进入宰辅的行列，却属于领导职务，枢密院签发的文件是要直学士签字的，因此直学士可以视为宰辅大臣的储备人才。直学士的职能是备顾问、崇政殿朝会侍立。崇政殿朝会就是皇帝处理具体事务的御前会议，仪式性或者例会性质的早朝一般安排在长春殿。侍立可以理解为旁听，官家点名的话还可以发表意见参与决策，这正是“备顾问”的职能。所以直学士虽职位较低，却进入了核心决策层，官家有事可 以直接找寇准商量。

寇准担任这个职位，说明他已经成为官家的核心幕僚。寇准的历史地位，某种程度上可以参考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赵普是陈桥兵变的核心参与者，太祖、太宗朝三度拜相，他在宋朝建立后的职务就是枢密院直学士。但从年龄上讲，寇准比赵普年轻十岁就坐上了这个位子。

京剧《清官册》顾准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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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火箭式升官，总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备顾问的枢密院直学士，有点类似于军师的角色，这时的官家是不是遇上什么重大决策问题需要寇准的神机妙算呢？寇准的好朋友、直史馆的同僚王禹偁记述寇准火速升官的起因，说是试《御戎论》，“承诏极言北边事”，就是官家为应对契丹侵扰向臣僚问计，而寇准的对策让官家很满意。

开始是雍熙四年（987）四月，宋太宗雍熙北伐惨遭失败的第二年，官家“诏询文武御戎之策”。这次诏询只有殿中侍御史赵孚的奏议被《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下来，《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南宋李焘穷尽史料编写的北宋编年体史书，以下会反复引用，简称《长编》。赵孚的儿子叫赵安仁，后来为澶渊之盟起草外交文书，《宋史 ·赵安仁传》记载此事时就追溯了赵孚雍熙四年“极陈和好之利”，所以官方其实认定是赵孚揭开了澶渊之盟的序幕。

赵孚议和的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他提出和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不使用武力、不劳民伤财才符合国家长远利益，追求和平是古公亶父、唐高宗这样的明君的明智之举，也是官家仁义之政的必然选择。

第二，契丹客观上有议和的需求，和平不仅能避免战争，还能带来经济发展和安居乐业的红利，这些利益是契丹也无法抗拒的。

第三，宋朝已无力继续开战，对此他绕开太宗两次北伐遭遇大败的惨淡现实，通过驳斥议和是畏懦、有失颜面的观点，指出宋朝对辽作战根本没有胜算：

出奇百胜之谋，几事可行？设险万全之策，何时可就？

赵孚的建议其实就是主动求和，但为顾及官家颜面，求和被他说得招降似的：

谕以祸福，晓以恩威。议定华戎之疆，永息征战之事。

电视剧《大宋宫词》寇准剧照

寇准就在赵孚提出议和的同时“试《御戎论》”，但这篇《御戎论》没有流传下来。第二年（端拱二年，989）官家又“诏下百官各言边事”，这次寇准的同僚温仲舒“章独先上”，官家十分满意。温仲舒的奏议部分保留在《宋史》本传中，说战争给河北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要求官家免除赋役。接下来温仲舒就与寇准一起火箭式升官，引起官场侧目，温仲舒“自为正言至贰枢密，皆与寇准同进，时人谓之‘温寇’”。史书上同样没有记载寇准这次“极言边事”，《长编》只保留了张洎、王禹偁、田锡三位臣僚奏议的内容。

张洎的奏议里提到，“今又大君降志，通好穹庐，憬彼龙荒，复拒天命”。据此推测，赵孚提出议和之后，太宗曾主动向契丹求和，结果遭到断然拒绝。北伐与求和都失败了，官家无计可施，让 大家再出出主意。战也不行、和也不行，臣僚能说的只有勤修内政、积极防御、深谋徐图、以德服人这些空洞的大道理。这年的奏议大概都是这个意思，不过载入史册的三篇还有些特别的共同之处，就是都提到大规模地使用间谍。张洎主要关注情报刺探，“选精骑，为报探之兵，千里之遥，若视掌内，敌之动静，我必先知”。王禹偁要求培养卧底施离间计，“行间谍以离之，因衅隙以取之……间谍蕃中酋长，啖以厚利，推以深恩。蕃人好利而无义，待其离心，因可取也”。至于田锡，简直是要以间谍颠覆契丹政权，“可以用重赏，行间谍。间谍若行，则戎狄自乱，戎狄自乱，则边鄙自宁”。所以北伐失败、求和不成之后，一心依赖文臣治理国家的宋太宗，这时想到能对付契丹的神机妙算，主要就是战场以外的以德服人以及通过间谍施展阴谋诡计。

从这样的背景来看，寇准极言边事的谋略，大概也在议和与间谍之间，只不过寇准的谋略可能更深，更多涉及机密与忌讳，故而策论与奏议均未留存下来。但与寇准一起言边事的人很多，只有温仲舒同样迅速升官，这其中似乎还有一些别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