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7日晚上,上海莲花公司举办庆功宴。
灯火通明的宴会厅里,一个穿着墨绿色旗袍的女人格外引人注目。她烫着大波浪的卷发,笑靥如花,频频举杯致敬。
她就是阮玲玉。当时上海滩最红的女明星。
那天晚上的阮玲玉特别兴奋。她和每一位来宾都亲切交谈,这和她平日里腼腆不语的性格完全不同。
没有人想到,4个小时后,阮玲玉在家吞下三瓶安眠药。
她才25岁。
01
1910年,阮玲玉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6岁那年,父亲病故。母亲带着她来到一户张姓的有钱人家做帮佣。
1918年,8岁的阮玲玉在母亲的苦苦哀求下,进入上海崇德女校读书。这是张家老爷的恩赐。
阮玲玉住校期间,常常偷跑回来帮母亲干活。
就在张家大院里,她遇到了张家四少爷张达民。
这个男人,后来几乎毁了她的一生。
阮玲玉在学校选修了英语课和舞蹈课。西洋文化的熏陶让她出落成一个气质非凡的少女。
张达民看傻了眼。
他怎么也没想到,当初瘦小的黄毛丫头,如今竟然这般落落大方。白皙的皮肤,迷人的丹凤眼。
张达民开始发动猛烈的爱情攻势。
阮玲玉每次都婉言拒绝。主仆意识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
但张达民还是一意孤行。他时常去看望阮母,嘘寒问暖。
这让与母亲相依为命的阮玲玉感动了。
少女的心开始荡起涟漪。
02
1925年,阮玲玉的母亲突然被张家辞退。她本人也不得不从学校退学。
原来张家大太太发现自己的儿子爱上了佣人的女儿。她气愤不已,把一切都归咎于阮玲玉的"勾引"。
母女二人被毫不留情地逐出家门。
年轻的阮玲玉第一次体会到出身带给她的尴尬和无奈。
她终于明白,为什么母亲从来不敢去学校看她,为什么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和同学提起自己母亲是佣人的事实。
从那以后,埋在阮玲玉心里"低人一等"的自卑感更加强烈了。
害怕被人瞧不起,她再也未曾向任何人提起过自己的身世。
而年轻气盛的张达民被母亲的这一举动激起了全部的反叛情绪。母亲越是反对,他越要坚持。
张达民极力鼓动阮母说服阮玲玉跟自己同居。
封建思想浓厚的阮母对这种安排似乎很满意。
她为自己和女儿能找到一个好靠山而欣喜不已。
阮玲玉被张达民的这份所谓的"痴情"感动了。
就这样,15岁的阮玲玉糊里糊涂开始了她的第一段"爱情"。
悲剧也就此拉开帷幕。
03
那时候的阮玲玉十五六岁,张达民十八九岁。两个人都还是没长大的孩子。
他们像过家家似的开始了甜蜜的生活。每天跳跳舞,搓搓麻将,倒也安逸。
但好景不长。
张达民一人的零花钱根本无法支撑三个人的花销。更何况他还发现了一样东西比阮玲玉更有吸引力——赌博。
原来两人性格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张达民从小跟着父亲交际应酬,跑马场、舞厅、赌场都是他的最爱。而阮玲玉喜爱读书、听音乐,性格单纯又内向。
张达民很快厌倦了单调的同居生活,公子哥的本性暴露无遗。
面对阮玲玉哭哭啼啼的哀求,张达民完全熟视无睹。转眼就进赌场,花光所有生活费。有时候几夜不归家。
天真善良的阮玲玉依旧认为张达民是深爱自己的。她一直幻想着有一天不再是唯唯诺诺的同居情人,而是明媒正娶的张氏夫人。
这样母亲也不用外出打工赚钱,自己也可以安心居家过日子。
1927年,张达民的父亲因中风不治身亡。
张达民提出要结婚。阮玲玉本该欢喜,却尴尬不已。
因为张达民嘴里的"结婚",竟是一场前所未闻的"灵堂婚礼"。
所谓灵堂婚礼,就是去世人的子女在生前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婚,可以相携到灵堂来吊孝守灵,彼此也算完成了结婚的礼仪。
张达民的目的很简单——钱。
按照张家的规矩,只有成家的子女才能得到全部遗产。如果举行灵堂婚礼,张达民就能分到十多万元的家产。
阮玲玉抵不过张达民的胡搅蛮缠。
1927年,两人在缀满白花的灵堂前举行了结婚仪式。
04
阮玲玉辉煌的从影生涯得益于张家。张达民的大哥张慧冲20年代初从日本学成归国,加入了中国最早的电影摄制机构之一——商务印书馆影片部。
1926年,在张慧冲的介绍下,16岁的阮玲玉报考了上海明星电影公司。
不久,她就拍摄了处女作《挂名夫妻》。
当时的中国电影还处在无声片时代。没有音乐和台词的烘托,演技只能依靠面部表情和肢体来体现。
阮玲玉在《挂名夫妻》里淋漓尽致地塑造了被封建势力压得抬不起头的弱女子形象,赢得了观众的无限同情。
导演卜万苍评价她:"双眼永远如泣,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
阮玲玉之所以能演得如此活灵活现,想必跟自己出身的卑微感以及所遭遇的经历息息相关。
此后,阮玲玉的演艺生涯一发不可收拾。
她拍了《野草闲花》《故都春梦》《桃花泣血记》。每一部都大受欢迎。
《野草闲花》是中国第一部专门配有音乐的电影。阮玲玉在片中演唱的《寻兄词》,是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声音,也是她留给这个世界唯一的声音。
阮玲玉一举成名。
只要是她的电影一经上映,便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银幕上,阮玲玉演尽了悲欢离合。
银幕下,她也历经感情的沧桑。
05
阮玲玉从北平拍完《故都春梦》回到上海后,失落地发现,当初那个温柔痴情的张达民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张达民不仅将所有遗产赌光,还把家里阮玲玉辛辛苦苦攒的一万多元全部挥霍一空。
不仅如此,他还把阮玲玉身上仅剩的三百余元骗去还了赌债。
可才过去几天,张达民又去赌博借了高利贷。
此时阮玲玉已经身无分文。可张达民依旧不罢休,缠着她必须凑足高利贷的款项。
当阮玲玉摇头拒绝时,两个巴掌狠狠地甩在了她的脸上。
其实那时的阮玲玉在经济上已经完全独立,并不是一个必须依靠丈夫生活的小媳妇。她大可以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的尊严和爱情。
然而阮玲玉却选择懦弱地屈从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她之所以屈从,还有另一个原因——名誉。
1931年的一天,上海各大报纸的一则头条新闻成为很多人关注的话题。
"上海著名电影明星胡蝶与未婚夫林雪怀无故解约案开庭,千余旁听者挤破法院门庭。"
阮玲玉震惊了。
她知道好友胡蝶与未婚夫的关系破裂,却没想到竟然闹到了法庭的地步。
当她仔细阅读时,才知道胡蝶在法庭上受到的种种耻辱。当着法官、记者等众人的面,将自己的隐私无限放大。
法庭内的旁听者偷窥大明星的隐私,简直比看电影还要开心,还要过瘾。
不仅在法庭上哄笑,还胡编乱造出各种不堪入耳的版本,流传于社会上的大街小巷。
张达民特意拿着报纸给阮玲玉看,还洋洋得意地说:"胡蝶的情变风波已经原原本本上了报纸,那才叫绝呢。不过你16岁就跟我上床的故事,完全可以和她比个高下。要不要我将详细经过讲给那些黄色小报的记者听听啊?"
阮玲玉慌了。
她害怕步胡蝶的后尘,害怕成为街头巷尾口中的笑料。
而且因为自己的身世与张达民同居,就等于是背上了"主仆私通"的罪名。
在当时的上海,同居并不会受到强烈的道德谴责,但"主仆私通"的名声可就不那么好受了。
就这样,阮玲玉成了张达民的摇钱树。对他凡事能忍则忍。
阮玲玉太过软弱。她一味选择退让,直到无路可退。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男人的出现让阮玲玉像抓到了救命稻草。
他就是唐季珊。
06
1932年,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
为了避难,阮玲玉和张达民一起来到香港。
就在香港,阮玲玉遇到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唐季珊。
唐季珊是当时在东南亚一个有名的富商,对阮玲玉一见钟情。
虽然知道张达民的存在,却依然展开了猛烈的爱情攻势。
他出手阔绰,知道阮玲玉喜欢跳舞,便经常邀请阮玲玉去高级舞厅,像捧女王一样捧着她。
但起初阮玲玉并没有接受唐季珊。
因为唐季珊的花心浪荡在圈里是出了名的。
他当时不仅有老婆,还和阮玲玉的前辈、电影皇后张织云等众多女人好过。
一个月后,阮玲玉独自一人先于张达民回到了上海。
唐季珊这个情场老手,太懂得怎么追女人,怎么讨女人欢心了。此时正是下手的绝好时机。
唐季珊是阮玲玉所在的莲花电影公司的大股东,这为他追求阮玲玉提供了便利条件。
他频频出现在莲花的片场,每次都没忘了给阮玲玉带去一束鲜花。
在鲜花里还夹着一张小纸片,写些"不要太累"等关心的话语。
虽然如今的阮玲玉已经是个万人瞩目的大明星了,但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她还真是从来没有享受过。
女人都喜欢被人呵护,被人宠爱。阮玲玉尤其如此。
在进入电影圈之前,她是个受尽白眼的佣人的女儿。
进入电影圈之后,她又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唐季珊带着阮玲玉渴望的种种优点出现了。
的确,唐季珊成熟稳重,事业成功又疼惜她,和身边那个无赖张达民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唐季珊给了阮玲玉她在张达民那里永远也得不到的幸福——被爱的幸福。
人们就常常看见唐季珊送阮玲玉去片场拍戏,拍完再送她回去。
两人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虽然明知道唐季珊并非是能和自己白头偕老的男人,但阮玲玉还是义无反顾地和唐季珊在一起了。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过去她爱的是一个不值得爱的人,这一次她更是挑选了一个不该爱的人。
而也正是这个不该爱的人,把她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07
1933年3月,上海新大陆的沁园村。
这是唐季珊花了一大笔钱买来送给阮玲玉的礼物。
阮玲玉万分高兴。在漂泊了24年之后,她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就这样,阮玲玉带着母亲和养女,和唐季珊过起了同居生活。
4月9日,当张达民从外地回到上海之后,才发现阮玲玉已经弃他而去了。
为此,他愤怒扬言要与阮玲玉对簿公堂。
为了息事宁人,阮玲玉找来律师协商解除她与张达民的同居关系。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张达民终于在契约上签了字。
阮玲玉以每月给付张达民100元为期两年的代价,重获自由身。
在拿到分手契约之后,阮玲玉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开始幸福的新生活了。
这一年可以说是她短暂生命里最开心的时光。
她生平最重要的几部电影也都是在这一年拍摄完成的。
1934年底,阮玲玉主演的《神女》和《新女性》相继上映。这两部片子轰动一时,阮玲玉的声望也空前高涨。
眼看阮玲玉的日子越过越好,这可急红了张达民的眼。报复的心思也开始愈发强烈。
1934年12月27日,阮玲玉突然收到一封律师信。
信里声称张达民控告阮玲玉私刻张达民图章,窃取财物并送予他人。
这里的"他人"不是别人,正是唐季珊。
原来,在两个人分手的时候,有一笔20万的存款让阮玲玉头疼。
这是她孝敬给母亲的,但当时为了方便,借用了张达民的名字。
其实就阮玲玉和张达民的关系来说,他们并没有正式的婚约,自然就没有法律责权可言。
阮玲玉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离开张达民,而那笔存款也是她的辛苦所得,她理应大大方方地拿走。
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阮玲玉私刻了张达民的图章自行取走。
原本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没想到却授人以柄,被张达民钻了空子。
到了这个时候,阮玲玉还是打算息事宁人。
没想到唐季珊却不干。
唐季珊一方面先行控告张达民虚构事实妨害民事,一方面要求阮玲玉登报声明在同居期间,唐季珊和阮玲玉经济各自独立。
很显然,唐季珊此举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阮玲玉。
他只不过是要把自己摘干净。
三角恋的官司一时间流言四起。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因为证据不足,法庭竟然宣判唐季珊败诉。
但这一切还只是个开始。
阮玲玉已经被卷入一场直接导致其毁灭的连环诉讼当中。
08
赢了官司的张达民并没有就此罢手。
很快,他又一次将阮玲玉和唐季珊告上了法庭。
而这一次他提起了刑事诉讼,起诉理由则竟然是"唐季珊与阮玲玉通奸"。
当时,一般涉及到家庭与财产纠纷的诉讼案都是提起民事诉讼。
那么,张达民为什么要提起刑事诉讼?
当时民事诉讼被告可委托律师办理,而不必亲自到庭。
可刑事诉讼被告则必须亲自到庭,而且还得站在法官旁边一个竖立的方形木栅栏中接受问讯。
之前张达民的诉讼只为求财,而这一次显然不仅要钱,更是想搞臭阮玲玉。
这还得从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新女性》说起。
电影《新女性》里有一个新闻记者,当时是作为讽刺对象来拍的。据说当片子放映了以后,下面就有人说这个是"老疼"——指的是上海滩有名的记者滕树谷。
滕树谷以创造莫须有的所谓社会新闻而闻名一时。导演蔡楚生鄙视其为人,便在片中借记者齐维德一角加以指责和抨击。
俗话说,宁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而滕树谷,恰恰就是那种得罪不起的小人。
在滕树谷的鼓噪之下,电影《新女性》引起了新闻记者工会的抗议。联华电影公司迫于舆论压力,被迫删去了部分镜头之后才可以再次上映。
滕树谷之流没想到投机不成反蚀把米,怨恨之心也就更重了。
正当这时,又出了张达民和阮玲玉的官司。于是他们找到了发泄这股怨气最好的法子。
滕树谷纠集了许多黄色报刊的记者大写诽谤文章,捏造下流的谣言来攻击《新女性》的工作人员。
并且在1935年2月,由滕树谷等人牵头出资,给张达民请好律师。
张达民一看有人帮他出气,自然欣喜地答应了。
于是在小报记者的怂恿下,张达民变更了诉讼请求和类别。
此举的目的十分恶毒。
也就是说,无论这场官司输赢,都要使阮玲玉在法庭上处于尴尬的境地,当众受辱。
1935年2月27日早晨,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张达民起诉阮玲玉一案。
阮玲玉并没有到庭。
这让拥挤在法院门口的看客们大感失望。
幸好还有大报小报上绘声绘色的报道来满足他们。
报纸上的大字标题更是耸人听闻:"同居公案见闻""私生活""主仆之恋"。
这些流言在一瞬间爆发。
而对于张达民的控诉,唐季珊则反告张达民诽谤名誉。
两个人陷入了无休止的告来告去。
阮玲玉在这场两个男人的争斗之中成了必然的牺牲品。
09
阮玲玉渐渐开始支持不住了。
她就像自己扮演的角色一样,经历着眼前的这一切。此时的她多么希望能像自己主演的《新女性》里的女主角一样勇敢。
当最后一场自杀戏拍完,阮玲玉依旧没能平复自己的心情,躺在床上嚎啕大哭。
导演蔡楚生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退场。他一个人坐在床边默默地陪着阮玲玉。
等阮玲玉情绪渐渐平复下来后,她说道:"我多么想成为这样的一个新女性,能够摆脱自己命运的新女性。可惜我太软弱了,我没有她坚强。"
的确,在四年前的那场"喋血解约案"中,好友胡蝶选择了坚强面对,与丈夫对簿公堂。
而面对名誉的损毁,阮玲玉却始终没有勇气站到法庭上去捍卫自己的权利。
当然,除去两个人性格的差异,胡蝶确实要比阮玲玉幸运得多。
在每次出庭面对无数看客的时候,始终都有一双手牵着胡蝶。那是胡蝶的父亲。
而相比之下,阮玲玉的母亲或许只能送给她一句:"这都是命。"
天下没有不爱儿女的母亲。但在阮玲玉的悲剧当中,或许就是无知让这位母亲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
她在阮玲玉的成长中,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的封建思想的束缚嫁接到了女儿身上,使得阮玲玉深陷在卑微的尘埃里无法自拔。
张达民的纠缠,舆论的压力,已经让阮玲玉心力交瘁。
然而就在这时候,她的心口上又被戳了一刀。
原来,当初那个让她倍感幸福的唐季珊早已不复存在。
他开始限制起阮玲玉的自由。每当夜晚归来时,阮玲玉常常被锁在门外嚎啕大哭。
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借故打骂阮玲玉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恨。
更可悲的是,唐季珊又有了新欢。而这个新欢不是别人,正是阮玲玉的邻居兼好友梁赛珍。
当她发现自己的男人和朋友竟然有了这样的关系,她内心最后的那一丝希望都没有了。
在阮玲玉苦心经营的两段感情里,一个无赖卑鄙,为了钱而把她逼上绝路。
另一个则自私花心,置她的生死于不顾。
曾经的恋人同时背叛了自己。
面对这一切,阮玲玉的世界终于崩塌了。
10
1935年3月7日,阮玲玉穿上了自己最喜欢的墨绿色旗袍,和唐季珊到李明伟家中出席电影《新女性》的庆功晚宴。
事后,人们才反应过来,她在酒会上一切举止并非醉态,而是生命中最后的一顿晚餐。
宴会上的阮玲玉是在向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同事们、朋友们做最后的诀别。
她希望将自己最美的笑脸永远留在大家的记忆中。
那天晚上,阮玲玉和唐季珊来到当时上海最好的舞厅。
她的故事是在舞池里开始的,也应该在舞池里结束。
跳舞结束之后,阮玲玉回到家中。
她摘下了耳朵上戴的红宝石耳环,换上了一副很普通的彩珠耳环。
这是阮玲玉的父亲生前省吃俭用买给她的,这也是她人生当中的第一副耳环。
当唐季珊睡梦正酣时,阮玲玉给自己盛了一碗八宝粥。
她将桌上的三瓶安眠药全都倒了进去,之后留下两封遗书,很坦然地把八宝粥吃了下去。
生命的最后一夜,阮玲玉心如止水,独自一人承担着所有的哀愁。
11
通常服用安眠药过量的人,如果能在4个小时内得到治疗,是不难挽救的。
可是一旦过了4小时,就性命堪忧了。
阮玲玉是在3月8日凌晨两点左右服的药。当被发现时只不过半小时。
当时上海的医疗已经很发达了,而且阮玲玉的家里还有汽车。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她将很快转危为安。
但这种"如果"并没有变成现实。阮玲玉真正得到救治已经是3月8日的中午。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那么为什么过了这么久阮玲玉才被送到医院?在这十几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当唐季珊发现阮玲玉服毒时,他并没有把阮玲玉送到有良好设备的大医院,而是送到了一个非常偏僻的日本医院。
阮玲玉的家在新闸路,而这家日本私人开的福民医院位于偏僻的四川北路。一路兜兜转转已经耗费了不少时间。
可是到了那里才发现这家医院夜间没有值班医生。
此时距阮玲玉服毒已经有两三个小时了,情况非常危急。
然而,唐季珊还是没有将阮玲玉送到条件较好的医院,而是又从四川北路一直开到黄河路附近的一家私人诊所。
这时已经是清晨六点钟左右了。
由于阮玲玉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诊所里又缺乏急救的设备,所以医生拒绝单独为阮玲玉诊治。
直到这时,唐季珊才不得不打电话给联华电影公司经理李明伟请求帮助。
后来在李明伟的一再坚持下,唐季珊不得不将阮玲玉送到位于长乐路的中西医疗养院。
在辗转了十几个小时之后,阮玲玉终于被送进了有治疗条件的医院。
然而此时已经接近中午了。就算华佗在世也救不了她的命了。
但阮玲玉似乎还是眷恋着这个世界。
在毒药已经侵入五脏六腑并且颠簸了一夜之后,她竟然一直坚持到了3月8日的下午6点38分,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其实在唐家附近就有当时设备最完善的广仁医院、和睦医院。
唐季珊如果直接把阮玲玉送到这两家医院,是完全可以避免悲剧发生的。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唐季珊偏偏要舍近求远。
难道仅仅是因为怕家丑外传吗?
其实,他真正怕的并不是名誉受损,而是怕被大众知道阮玲玉自杀的真相。
半个月后,也就是1935年4月26日,阮玲玉的真实遗书刊登在了福建的《思明商学报》上。
由于这份内部刊物的发行量只有一千多份,而且又远在福建,所以起初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但是几十年后,人们从故纸堆里发现了。
在这封遗书里,阮玲玉这样写的:
"没有你迷恋梁赛珍,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过去的织云，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已知道了。"
落款是:"玲玉绝笔。"
从这份遗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阮玲玉是带着对唐季珊的巨大怨恨服毒的。
可以说唐季珊的种种恶行是导致阮玲玉自杀的直接原因。
12
1935年3月11日,阮玲玉风光大葬。
数十万人赶来送她最后一程。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
在那些蜂拥的人群里,或许就有当初那些无聊的看客。
而几天前还在指责阮玲玉的媒体也开始纷纷转向。
他们似乎都忘了自己在这出悲剧里曾经扮演过的角色。
只有这些中国电影最早的大师们毕生都在自责。
他们通过自己的电影告诉阮玲玉要去反抗,却忘了给她武器。
她将最美好青春奉献给电影,她将对命运的理解赋予电影,她将自己的全部感情寄托于电影。
可她不知道,电影终究只是电影,只是一场黑白灰三色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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