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书香门第走出，嫁给文坛巨擘郁达夫，却出轨军统特工戴笠。
她选择与丈夫离婚，却也没有和戴笠相守，而是嫁给了另一个男人，与他相守38年。
她就是民国时期有着杭州第一美人之称的王映霞，她的感情之路为何如此坎坷？
才子佳人
王映霞出生在杭州，原姓金，名为金宝琴，字映霞，自幼便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为孙女。
外祖父是南社名士，文墨满腹，擅琴棋书画，在当地颇有声望，他对王映霞格外宠爱，视为掌上明珠。
王映霞自幼便通晓诗书，琴艺尤佳，她身姿挺秀，眉眼中带着江南女子的温婉，又透着一丝读书人家的清冷孤傲。
尚在豆蔻年华时，她便在弘道女校被誉为“最美才女”，是教会学校里的传说。
1923年，她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成为全校公认的“校花”。
在那个新文化运动席卷而来的年代，王映霞在图书馆读鲁迅，读郭沫若，也读到了郁达夫的《沉沦》。
1927年冬，一场文人聚会在孙百刚的府邸举行，王映霞随外祖父赴宴，郁达夫也恰好受邀前来。
那时的郁达夫，已是文坛名人，年近不惑，身材消瘦，虽不修边幅，但举止间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傲气。
他在人群中第一眼便望见了王映霞，眼神里有惊艳，也有几分难掩的激动。
聚会后，郁达夫三天两头找孙百刚邀约，说是游湖赏雪，实则是借机多看王映霞几眼。
他开始频频写诗、写信、送书送画，连王映霞最喜的梅花砚台也被他悄然送来。
他在信中写道：“人生苦短，情意长留，我愿为一人弃世俗，敢否与我共渡风雨？”
这般直白的情意，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尤其是在他已有妻子的前提下。
起初，王映霞是拒绝的，她不是不动心，而是太清楚这段感情背后的伦理代价。
她曾试图避开这段情愫，回到杭州闭门不出，却不知郁达夫竟亲自追到了她家门口。
郁达夫与王二南谈诗论文，一来二去竟与这位老文人结为忘年之交，更在诗稿中称赞“映霞如月中之莲，非尘世中人”。
在文化与情感的双重攻势下，王映霞终究沦陷。
郁达夫为她向发妻孙荃提出离婚，背负骂名，毅然迎娶王映霞，甚至一度许诺要在东京为她办一场盛大的婚礼，昭告天下。
但因时局所限，婚礼最终只在上海草草举行，即便如此，王映霞也未曾埋怨。
当时整个文坛都为这桩婚事热议纷纷，称他们是“文艺界的神仙眷侣”。
婚后的头几年，郁达夫每日写作之余，便陪王映霞游湖、赏花、听戏、观展。
杭州的那座宅子里，春日种兰，夏日听雨，冬夜围炉读诗，王映霞曾在日记中写道：
“我家每月银洋两百，用一百吃食，竟比鲁迅家吃得还好。”
可惜，这样的幸福生活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
一地鸡毛
郁达夫是极端个性化的天才，他从不屑于衣着整齐，长年蓬头垢面，满身墨迹与汗味，满屋书稿与烟蒂。
他写作时经常彻夜不眠，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一言不合便摔笔掀桌，大骂世道不公、文坛污浊。
而王映霞，自小出入名门，自有一份生活讲究。
她喜欢清洁，喜好装饰房间，也爱穿旗袍高跟鞋出门赴宴，三言两语便能与人交游甚欢。
她喜欢人群，喜欢热闹，这在郁达夫眼里，却是“轻浮”。
时间久了，两人竟连一日三餐也常因口味不合闹得面红耳赤。
郁达夫偏爱粗茶淡饭，简单如炒蛋佐饭便能饱腹，而王映霞却喜欢精致菜肴，讲究摆盘与口感。
一次王映霞请客聚餐，满桌精致酒席，郁达夫却在客人面前讥讽道：“好一个宴会夫人，家中倒像是舞会厅。”
她忍着脸上的尴尬，心头已然起波澜。
更大的导火索，是一封情书，彼时郁达夫因战乱奔走，王映霞独守杭州，常与文化圈人士有交往。
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便是其中一位风流人物，他就那样毫不遮掩地将一封情书交给了王映霞。
王映霞将这封信藏于书案，却不曾想被郁达夫翻阅得知，他当场质问：“你我尚未离婚，他便已写到‘愿得一心人’？”
王映霞面色一白，强作镇定：“他写的是别人，我只是转交。”
郁达夫不信，冷笑一声，挥袖而去，接下来的日子，两人几乎日日争吵，轻则冷语相向，重则拍桌摔物。
王映霞曾一次次离家出走，拖着皮箱、带着孩子，暂住友人或母亲家，每一次都像诀别，每一次又被亲友调解而回头。
她试图重整心情，甚至写信给郁达夫，谈起旧日恩爱，期望修复。
但郁达夫依旧沉醉在自己的苦闷与愤懑中，笔下日记开始频频出现“失望”“愤怒”“背叛”等词语。
字里行间已不见初识时的柔情，只剩满腔的恨意与倦意。
就在他们的关系如履薄冰之际，一位极具危险气息的男子，悄然走进了这段婚姻的裂隙中，他就是军统局长戴笠。
军统之恋
郁达夫与戴笠，一个是文坛大家，一个是军统枭雄，却因曾为中学同窗而有一段旧识。
正是在这层“同学之谊”的掩护下，戴笠开始频繁造访郁家。
他总是带着昂贵的礼物与温文尔雅的笑容出现，在饭桌上谈论诗词书画，举杯之间不忘夸赞王映霞的才情与美貌。
戴笠不同于郁达夫，他讲究穿着，精于言辞，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欣赏女人。
他不像郁达夫那样总用批评和规劝来爱一个人，而是默默的替她擦酒杯、让座位、递披肩。
这些郁达夫从来不会做，也不屑于做。
起初王映霞极力克制，但郁达夫的冷漠与猜忌，反倒成了推她走向戴笠的力量。
有一天夜里，郁达夫在书房疾书，一页页纸上写满讽刺和控诉。
而王映霞正坐在隔壁客厅，与来访的戴笠低声交谈。
郁达夫不是没有察觉，他翻阅王映霞的日记、她的衣橱、甚至她化妆盒里藏着的那封折叠整齐的小字条。
他将怀疑写进日记，又将隐忍化作讥讽地登在报纸上，一边斥责王映霞“不贞不忠”，一边抨击戴笠“披狼皮的斯文败类”。
可这些文字，并未唤回妻子的悔意，只让两人间的裂痕愈发不可收拾。
1938年的春天，郁达夫携王映霞逃离杭州战火，暂居武昌。
他本以为换个地方，便能换回一段感情，怎料王映霞却在此地陷入更深的挣扎。
她突然情绪低落，饮食无味，常以头疼、乏力为由独处。
直到她向汪静之的妻子符竹因坦言自己怀孕，让汪静之假扮她的丈夫，去医院做人流。
符竹因最终答应她的请求，可手术后的王映霞，没有悲伤，也没有愧疚，只是淡然如常。
她甚至还向符竹因笑谈戴笠家的花园洋房，说那里的窗帘是从法国定制的，马桶是带加热功能的。
后来符竹因才从王映霞儿子和母亲画中猜出，她打掉的孩子，其实是戴笠的。
郁达夫虽没有发现这件事，但他也早已经对这段婚姻不再抱有希望。
王映霞很快决定离开，她没有通知郁达夫，只让人转告她已前往新加坡教书。
郁达夫知道消息后，没有挽留，甚至没有给她写信。
这对曾被文坛视作天作之合的夫妻，最终在异国他乡签下离婚协议。
从那以后，郁达夫愈发沉浸于革命与文字之中，王映霞则踏上另一段命运之旅。
归于平淡
离婚后的王映霞，独自一人漂泊在外，她曾短暂地在新加坡任教，也曾在武汉辗转避战。
人前她仍是光彩照人的“杭州第一美人”，可镜中的自己，早已失去了当年嫁给郁达夫时的少女模样。
而命运，在她最落寞的时候，再次打开了一扇窗。
那年她来到重庆，在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门谋得一份文书职务。
办公室里的日子枯燥而规整，战争的恐慌，情感的漂泊，似乎都已被生活磨平。
直到钟贤道的出现，钟贤道是她上司王正延的得意门生，时任华中航业局的重要职员。
他言语温和、眉目端正，谈吐间带着官员世家的涵养，又不失对女人的体贴。
两人熟络后，常在办公楼后的桂花巷小道并肩而行，不谈政治、不谈旧事，只谈诗与月色。
王映霞起初仍有所保留，但钟贤道从不追问，也不急迫，他只是稳稳地站在她身旁。
1942年秋，他们终于结婚，这一次，没有文坛的哄动，也没有媒体的渲染，但婚礼依旧隆重体面。
婚后生活简单而实在，新中国成立后，钟贤道调任上海，出任航联保险公司副处长。
他虽有权有势，却极少张扬，工资收入稳定，为一家人打点起居安稳有序。
王映霞辞去了公职，专心照顾家庭，先后为丈夫生下了一儿一女。
她真正成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内助”，每天为钟贤道准备三餐，亲手洗衣，辅导孩子功课。
此后的岁月，他们一起老去，无惊无喜，却是世间最难得的细水长情。
1980年夏天，钟贤道在上海病逝，享年七十二岁，在送别那一夜，王映霞痛哭失声，对着夜空长跪不起。
丧偶后，她长居杭州，不再接触文坛旧人，不再出席聚会，安静地守着钟贤道留下的旧物与回忆。
直到2000年，王映霞病逝，享年九十二岁，她与钟贤道被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
她用38年的相守，回答了外界对她所有的误解与质疑。
当年的“杭州第一美人”，最终在暮色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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