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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对到默认,说:大播种量的崛起

在2010年之前,农业技术推广者们曾不止一次旗帜鲜明地反对小麦“大播种量”种植模式。每次宣讲时,都会细致拆解大播量的弊端,譬如,田间郁闭通风差、病虫害高发风险高、植株养分竞争激烈易早衰,转而力推适宜播种量的优势——群体结构合理、个体发育健壮、抗逆性更强。为了让种植户理解,技术人员还会掰开揉碎地讲解:每亩20万基本苗,冬前能形成多少有效大蘖,这些大蘖完全能满足目标穗数需求;会强调小麦作为分蘖作物的核心特性——分蘖自带群体调节功能,要善于利用这一生物学特性实现高产;更会传授“以地定产、以产定穗、以穗定苗、以苗定播量”的科学计算方法,从理论到实操层层进行着铺垫。

然而,一番苦口婆心的反对过后,大家发现一个无奈的现实,就是大播种量不仅没有被遏制,反而逐渐成为小麦种植的主流趋势。那些反对的“道理”即便再严谨正确,也挡不住越来越多农户选择加大播量。久而久之,这种曾经不被提倡的做法,竟演变成了人们普遍的种植“习惯”。

为何技术推广的“良策”无人响应,而被反对的“做法”却深入人心?答案其实很简单——种植户通过大播量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譬如,更高的产量、更简化的栽培管理,以及“地里苗足”带来的最基本的心里踏实。

既然大播量能带来切实收益,我们就该跳出“反对”的惯性思维,反过来琢磨琢磨传统的适宜播量究竟存在哪些局限?大播量又到底凭借什么优势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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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变革,为大播量“撑了腰”

(一)过去老品种的困境

大播量的“争议性”其实与品种特性密切相关。2000年或更早以前,我国主导的小麦品种(特别是北方麦区)多以小穗、多穗型为主,这类品种有个明显的短板,就是茎秆偏细、机械强度不足,抗倒伏能力较弱。这样的品种,一旦采用大播量种植,田间群体密度骤增,植株间通风透光变差,不仅容易诱发各种小麦病虫害,还会因茎秆质量偏差而增加倒伏风险。倒伏一旦发生,不仅会导致灌浆受阻,还会增加收割难度、费用,最终严重影响产量和收益。这也是当年我们坚决反对大播量的核心原因。

(二)新品种的优势

近些年,随着小麦品种不断迭代更新,性状改善,以往大播量认知被改变。当前推广的很多高产品种,实现了单穗重提升与抗逆性增强的双重突破。譬如现在很多品种,它们单穗粒重较早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打破了过去光靠穗数拿产量的模式;另一方面,品种茎秆高度普遍降低,茎秆质量和抗倒伏能力大大增强。更关键的是,这些新品种具备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即便适当增加播种量,有效穗数也不会无限制增多,维持着品种适宜的群体结构,从根本上避免了过去“密度过大、苗细如毛、易倒易衰”的问题,彻底打破了“多播必倒伏”的传统认知。

另外,现在很多小麦品种的千粒重较早前有了明显的提高,如此,同样的“斤籽”,可能就不再是“万苗”了,它们被减少了许多。

可以说,正是新品种的抗逆性与调节性,为大播量种植提供了最核心的品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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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条件之变,是大播量盛行的“温床”

(一)玉米秸秆量的增加及整地质量下降

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也让大播量成为应对现实困境的务实选择。2000年以后,传统的精耕细作模式逐渐被简化管理取代。同时,玉米种植密度和产量不断提高,导致玉米秸秆还田量大幅增加,如此,在秸秆粉碎质量不高、翻压深度不足等欠缺下,整地质量明显下降,最终影响小麦播种质量和出苗率。起初的大播量也是小麦种植者在这种情形下的无奈之举,而后种植者发现,加大播量,不仅可以有效弥补整地质量不高、出苗不均带来的苗数缺口,确保基本苗数量达标,甚至能因群体结构更稳定而提高了小麦单产。应该说,这是经实践检验的结果。

(二)应对气候与灾害的缓冲

气候变化带来的播种期不确定性,也让大播量成为与其对应的有效手段。近年来,秋播期间极端天气频发,要么遭遇持续阴雨导致播种推迟,要么出现干旱影响出苗,这些都可能导致小麦晚播、出苗后苗情偏弱、分蘖不足等现象。对于晚播小麦而言,由于积温不足,分蘖能力大幅下降,传统的适宜播种量很难形成足够的群体,而大播量可以通过以苗补蘖,弥补因晚播造成的分蘖不足问题。这种“抗风险”能力,也是种植户青睐大播量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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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实证与案例的呼应

(一)试验数据说话

大播量的增产效果,早已被无数试验数据证实。在小麦品种区域试验中,我们不难发现,凡是基本苗数量充足的小区,最终产量往往不会太差;而那些虽然个体长势健壮但基本苗偏少的小区,产量很难达到预期。这种现象,会让育种家调整参试验品种的播种量,有意识地将播种量提高,以确保品种增产潜力充分发挥。我们自己开展的对比试验也印证了这一点:同一个高产品种,每亩20万基本苗的小区产量,明显低于30万基本苗的地边繁种产量,产量差距可达5%-10%,它们明显的高于了品种间产量差异。

(二)真实案例佐证

大约在2005年前后,我们在天津武清区的一处小麦繁种田做过对比。相同品种——农大3291、相同地块、相同管理条件下,我们设定的每亩播种量的22万基本苗,而当地种植户播种量是30多左右万基本苗。最终他们将收获的产量告诉了我们,种植户的每亩产量比我们的产量高出近近100斤,这一结果让我们深受触动。更具标志性的是,天津市农业部门在多年前就将小麦区域试验的标准播种量(基本苗)调整到了30万。我记得,就为这,我还撰写了一篇博文,夸他们是区域试验与生产实际精准对接的典范……由此也说明,官方层面也在认可着大播量的增产效果。

通过以上种种,我们认为,过去播种量算法没有“不对”,只能说它们只符合当时,当与小麦生产有关的各种因素发生了改变后,它们的“正确”或将成为“过去时”。

大播量的未来走向

小麦大播量,从“被反对”到“成主流”的演变,不难发现其背后是品种特性、生产条件、种植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新品种的突破解决了“能不能这样”的问题,生产条件的变化解决了“为什么要这样”的问题,增产实证则解决了“这样做了好不好”的问题。

未来,育种家需继续培育耐密性更强、自我调节更优的品种,为播量调控适宜度提供更大空间。另一方面,技术推广应从“反对大播量”转向“指导科学播量”,根据品种特性、整地质量、播种时间、气候条件等因素,制定个性化播量方案,唯有让“科学播量”适配“实际需求”,才能在发挥大播量增产优势的同时,实现节本增效、绿色可持续的种植目标。

来源:麦S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