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腊月二十三晚上八点，周大魁抬头问：‘大娘，这米哪来的？不对劲啊！’”灯芯跳动，锅里扑腾着热气，屋外是呼呼的北风。话音刚落，方兰亭手里的木勺微微一颤，灶膛里火星乱蹦，空气瞬间凝住。
春节前的蒙山脚下，村庄到处是焦黑的屋瓦。小路上常能看到冻僵的谷秆，甚至饿死的瘦羊。自从鬼子将粮仓一扫而空，百姓只能靠树皮野菜糊口。八路军一个班为了修整被派到方兰亭家，整整两周，每天稀粥配咸菜，战士们却总是笑着说“真香”。方兰亭暗暗心酸，心想：再这样下去，人没上战场就先饿倒了。
她回想起三年前。1937年秋，丈夫周振仓挑着南瓜去集市，被一个自称“郭队长”的青年拉到柴房——那里藏着油印机、手枪和《抗日救亡》的传单。郭云帆问他：“敢不敢跟着干？”山东汉子只回一句：“你带路，我跟。”那天傍晚，周振仓的小车上多了两包传单，回家后第一时间告诉妻子。方兰亭没有一丝犹豫，拆掉炕席暗格，埋进去一只竹筐——从此成了秘密联络点。
1940年开春，村里闹灾荒。庄稼没收成，私盐被日伪查禁，方兰亭只能做煎饼换钱。就是在集市口，她遇见那个瘦得皮包骨的小乞丐。给了几张热乎煎饼后，她随口说了句“娃，别冻着”。没想到数月后，小乞丐翻墙躲进她家，身后有人吼：“抓住小贼！”她把孩子藏进草垛，用稻草塞得严严实实。危险过去，小乞丐哭着磕头：“大娘，石邦杰给您当儿子！”一句话把她说愣了，但还是递上一碗热水。那年石邦杰十四岁。
形势越来越紧。郭云帆在“苍山暴动”失败后被捕，周振仓带着情报去救，却再没回来。几个月后，石邦杰也在一次截粮战里被流弹击中。棺材板钉上时，方兰亭捂着口鼻，眼泪一滴都没流，转身又去推磨——地下交通线不能断。
转眼入冬，孩子只剩三岁的闺女小兰。战士们回来时，粮缸见底，连糠都掏不出。方兰亭踌躇一夜，天亮揣上一对银镯，抱着女儿去了三里外的杨家。杨家少爷病弱，想要童养媳续香火，出价五斗小米加两袋红薯干。她签下字据，把小兰塞进轿里，听见女儿哭：“娘，别走……”她没回头，胸口像压了磨盘。
当晚，小米饭端上桌。战士们见到金黄晶亮的小米，眼睛都红了，狼吞虎咽，连锅巴也不放过。周大魁却发现院子里少了小兰的笑声，于是那句“哪来的米”脱口而出。方兰亭张了张嘴，终究没解释。她转身添柴，泪水被火光烤得蒸发。
第二天拂晓，几个战士悄悄离开住地，走访一户又一户人家。靠着暗号找到了杨家。杨少爷见来的是八路，吓得躲到床底。他们掏出装着党费的布袋：“钱和粮食留给你，孩子我们带走。”临出门时，杨家老管家低声嘀咕：“这帮穷兵……”话没说完，周大魁回头冷冷一句：“这是救命的钱，不是赎买。”管家愣在原地。
太阳升起，那辆破马车在雪地里嘎吱作响。小兰裹在棉被里，脸色苍白，一见到方兰亭便扑过去：“娘，我好饿。”方兰亭抱紧女儿，哽咽着说不出话。院子里，战士们谁也没开口，只有枪栓轻轻一响，像是一种承诺。
几天后，缴获的两车军粮被运进村。连队指导员在炕头宣布：“方大娘的党籍申请通过，今后她就是秘密交通员。”短短一句，众人同时鼓掌。队里最小的战士笑说：“咱有娘了。”那晚没有庆功酒，只有热腾腾的红薯粥，但气氛比过年还热闹。
值得一提的是，方兰亭的联络点后来发展成整整一个地下交通网：东到郯城，西到费县，四十三处接头点星罗棋布。她用装菜的筐、装鸡蛋的篮，甚至用针在衣领里绣数字，把情报送往前线。据战区司令部1942年统计，有近六成的情报经过蒙山支点，而“支点”正是外线给她的代号。
1943年秋，华北局送来嘉奖令，写着“普通农妇撑起一座堡垒”。她把奖状塞进瓦罐埋地里，拍拍手去喂鸡。有人问：“不留个纪念？”她摇了摇头：“打完仗再说。”
遗憾的是，她终其一生没等到丈夫的确切消息，但每当提起周振仓，她会叮嘱年轻人：“人走了，旗子得立住。”这句半土不洋的话，被许多晚辈当成家训。
抗战胜利那年，她把瓦罐刨出来递给政府干部。纸张已发黄，字迹仍清晰。干部想给她搬进县城，她摆摆手：“我守了这片地，就在这儿种庄稼。”随后拄着锄头走进自家菜畦，背影瘦而直。
多年以后，有研究者统计，方兰亭在抗战期间掩护、救助过的八路军战士超过二百五十人，提供粮食折算二十余万斤。她本人留下的唯一“奢侈品”就是那口铁锅，锅底烧得发白，却始终没舍得换。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那一碗小米饭里夹着的不是母爱，而是埋怨与冷漠，战士们还能否扛到最后？也许答案早已写在那只被火烤得滚烫的木勺上——握柄磨平，仍然稳稳当当。
抗日硝烟早散，可那声“大娘，不对啊！”却像钉子，牢牢钉在历史的木板里，提醒后来的人：军民本是一家，敌人再强横，也吞不下这样的血肉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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