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名著《三国演义》时，发现不少人被命运开了个玩笑，成为可惜可笑又可怜的倒霉蛋，比如鲁肃，挺老实的一个人被诸葛亮欺负的一愣一愣的，回去还挨周瑜的骂，张颌诸葛亮明明给司马懿设的套，让他抢着钻了，这不倒霉催的吗？王朗那么大岁数了，非上前线锃命去，活活让孔明给骂死了，何苦！小乔，年纪轻轻老公就被人气死了，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许攸，好不容易在曹操这找到铁饭碗了，你说你惹许褚干嘛，结果被人弄死了。
特别是那曹营谋士蒋干，两次出使江东，第一次导致曹操水军全军覆没，第二次直接葬送了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的全部家当。也正应了一句话，喝凉水都塞牙缝。此后蒋干便神秘消失，不知是被盛怒的曹操处死，还是隐姓埋名远走他乡。无论结局如何，这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谋士都堪称三国第一倒霉蛋。我们所说的这些人物虽然命运多舛，却为《三国演义》增添了无数精彩篇章。他们的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战争的艰辛，乱世无常，更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人性的复杂，倒霉有时也是出自万般无奈。
要说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上世纪中叶的民国时期的那些战争中，同样出现了不少运气不好的倒霉蛋，比如说因为牙疼去上海看个牙，回来后他手底下一万七千多精锐部队，操着二万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红军，成光杆司令的孙连仲；红军长征时与红军交手后一败涂地的王家烈；被红军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的田颂尧都属于倒霉蛋。当然，在这种背景下一次倒霉就一蹶不振足以改写人生，倘若三番五次连续倒霉，那就更令人惊诧。
你还别说，还真有一名这样的国军中将，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意气风发，气势如虹，以摧枯拉朽之势，挥师各地节节胜利，对手的国民党军队，可以用兵败如山倒，一败涂地来形容，许多国军将领都是不堪一击，根本不是我军的对手，其战场表现都堪称灾难，有的成了俘虏，有的火线阵亡，仅有剩余少量的人马，惶惶若丧家之犬，急急似漏网之鱼，最后逃往台湾。而此人历经艰难已经逃到了台湾后，竟然又返回大陆，就在兵败正要突围逃跑的时候，被下属过河拆桥成了俘虏，成为战犯正要特赦的时候，又得病死了，你说够倒霉吧。此人便是国军中将汤尧。
汤尧，字子谷，安徽合肥西乡焦婆店村人，其族谱名为汤诚晋。12岁随父宦游平津，在京华求学时便显露过人天赋——曾以万字策论纵论天下，被师长誉为“少年张良”，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辎重科（全国仅5%青年能入军校），鲜为人知的是，他所修习的这个辎重科被人称为“军中之脑”，汤尧在此研习的骡马运输配比公式，后来在战场上尤其是台儿庄战役中发挥了奇效，其战术推演作业《战时十二策》至今仍是军事教材范本。
早在北伐战争期间，二十多岁的汤尧就结合战场特点，适时首创“移动兵站”体系，他将2000匹骡马编为“活体运输网”，日行80里无休，能够根据作战部队的行动进行灵活转移，及时为部队提供武器、弹药、粮草等物资补给，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和适应性。保障作战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增强部队在复杂多变战场环境中的生存与战斗能力。同时，他还弄出 铁路闪电战首创“分段接力抢修法”，一旦战事损毁铁路，将受损路段分成若干段，各段安排专门人员或团队同时进行抢修，像接力一样依次完成修复工作，提高抢修效率，分工协作快速机动，在战场上效果明显。
由于汤尧的突出表现，很快就提升为黄埔军校兵器教官、陆军军官学校辎重研究班学生队队长、国军训练总监部教育训练处副处长，集团军兵站总监部少将参谋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集团军参谋长、后方勤务司令部参谋长、中缅印战区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兼昆明补给区司令，军衔为中将。
抗战期间一直负责后勤的汤尧还是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他搞的自行车敢死队：将炸药绑在500辆自行车上，夜行百里穿越火线煎饼长城：发动鲁南妇女3天烙制20万斤煎饼，首创“三防包装法”（防潮、防霉、防鼠），水上浮桥：用300艘渔船搭建隐形补给线，日军轰炸机误判为“渔民作业”。特别是在国军的 徐州突围时，他竟将火车头倒车行驶迷惑日军侦察，带着500车军火全身而退，搞得日军有些晕头转向。
据安徽合肥西乡焦婆店《汤氏族谱》记载，在其家乡被日军占领之后，受命回老家，就是类似于晚清的时候，清政府为抵御太平军，派遣官员回乡筹建地方武装，一些官员回老家去搞团练对付太平军，这些官员多为退休或在职官员，利用地方资源招募团练，但实际效果参差不齐，最好的是湖南的曾国藩，他搞起了一支强大的湘军。当时，汤尧说被派回家担任安徽省府委员兼第13游击区中将司令，他组织一支良莠不齐的队伍，着实花了一番心血。当地民众称他为“儒将双面”，孤胆平乱：单骑入匪巢，以《孙子兵法》折服悍匪，三月整编数万武装，通过灵活的战术与日军周旋。袭扰日军后方，破坏交通线、补给线，打击小股日军，有效牵制日军主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为抗战胜利立了功。
在这支部队的经费和补给方面，汤尧主张尽量少向上级伸手，少向民众摊派，率领这些人战时上阵，闲时练兵和垦荒，做到粮食自给，在西乡焦婆店村有一处被人称为“将军田”， 至今粮食亩产冠绝皖中，那便是他屯田的功绩。同时，他在《汤氏宗谱》上明确规定“战时家规”：军粮遇灾可开仓、孤寡无依必抚恤泪目时刻：1942年大饥荒，他私放3000石军粮赈灾，受益的百姓的后代如今都在念及他的好处。
从一些零星的资料中我们得知，汤尧的前半生是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尤其是在民族大义的抗战中，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他被称为“五战区活账本”，因此，在他老家合肥日新堂泛黄的八修族谱上，用八个朱砂小楷的字对他进行评价，赞誉他为“善算无形之兵，敢行必死之义”。可见其评价是不低的。要是按照这个轨迹走下去，汤尧本应该可以载誉西归，声名极好。
然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汤尧成了一名最不识时务的人，你想想这一阶段，我军以苍鹰搏兔、雄狮噬羊的凌厉攻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一举歼灭了那些妄图抵抗的对手，所有人都知道老蒋败局已定，许多深明大义的国军将领选择了弃暗投明率军起义，成为了和平的倡导者，即使有些不起义的，也只好脚底下抹油开溜，那时大部分老蒋嫡系跑得比兔子还快。偏偏这汤尧选择了对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晋升为陆军副总司令。
一开始担任参谋长的时候，正值渡江战役结束，汤尧可太能跑啦！他先带着所属的机关还有直属部队，从南京坐火车跑到广州。广州解放了，他又领着部队跑去柳州、贵阳，最后跑到了曲靖。卢汉宣布起义之后，汤尧竟企图攻打昆明，却被打得惨败，残兵四处逃窜。汤尧本人跑到了蒙自，接着乘飞机去了台湾，此时的他松了一口气，总算是避开战火逃出升天了。
谁知他的霉运才刚刚开始，到了台湾之后老蒋给他升官又晋级，汤尧被任命为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从台湾飞回了云南蒙自。当时，虽佩戴中将领章，但其职务对应军衔是上将。不过，汤尧前面的履历都是搞军事教育、参谋和后勤保障领域，从来也没有直接率兵冲锋陷阵，尽管官至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手中却缺乏实际的兵权，在这个以战功论英雄的体系中，始终处于一种“有职无权”的尴尬境地。名义上一个兵团二个军六个师手下的六万兵马，实际上调不动几千人。
当时，他的这些部队由于战斗中屡屡惨败，军心早已涣散，士气低落，一些军官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成为俘虏。就说他控制的蒙自机场，只要有一架飞机降落，便会有成百上千人去抢座位，打得头破血流。机场周边睡满了候机的官员和眷属，哭喊、叫骂、吵闹声不绝于耳，那种混乱不堪的场面简直难以形容。汤尧之所以有恃无恐怖，有几个原因，一是认为毕竟自己是最大的官，只要自己控制了这个机场，逃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二是防御退却，保存实力，以待形势变化，幻想着自己有一块所谓复兴基地；三是依仗熟悉山岳地形进行打游击，乘我侦察警戒疏忽之际，突袭和埋伏包围我前锋部队，退却时又善于利用山地，分散成小群，快速撤退。
所以，身为一把手的汤尧回到云南之后，还真搞了一系列的动作，第一是召开大规模的军官会议，听取各级军官对部队现状的汇报。在会议上，汤尧发现部队存在着许多问题：装备老旧、补给不足、士气低落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汤尧没有气馁，而是立即着手制定解决方案。
二是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逐一解决，善于做后勤保障的他先从改善部队的生活条件开始。拿出大量带过来的钱，为官兵们添置了新的被褥和冬装。同时，他还特别重视改善伙食。在他的努力下，部队的伙食标准得到了明显提高，甚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能吃到一些水果和肉类，大家吃得好、穿得暖、住得舒服，怨气也就小了，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却极大地提升了官兵们的生活质量和战斗意志。
三是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后，汤尧开始着手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组织了一系列的军事训练，内容包括战术演练、武器使用、体能训练等。汤尧亲自参与到训练中，和官兵们一起爬山越岭，射击练兵。他的这种亲力亲为的作风，赢得了官兵们的尊重和爱戴。除了日常训练，汤尧还特别重视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他经常给官兵们做报告，讲解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当前的军事局势，声称只要固守待援，大战一来就可以东山再起。
有着要职头衔及空头支票的汤尧 此时尚十分乐观，首先他认为蒙自是个可以进可以退的绝佳地点。从蒙自坐火车，十小时就能到省城昆明。沿着公路走，两天两夜能跨过红河跑到越南。更关键的是，蒙自有机场，台湾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运过来，这也是他留给自己最后的逃生通道。其次他认为我军主力远在贵州和广西，就算长了翅膀，也飞不到这滇南，自己有足够的时间见机行事。因此，这些人的人仍然做着和平长官，在官邸优哉游哉，看看京剧，喝喝小酒。
随知这会汤尧的末日就到了。随即我军发动了风驰电掣般的滇南战役，并发起了总攻，目标直指汤尧抱着逃跑希望的蒙自机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机场发起了突袭。一切发生得太快，机场的守军毫无防备，乱作一团。有的飞行员刚跑到飞机旁就被解放军一把拽下，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俘虏。有的飞行员慌不择路地驾机起飞，结果因为太过仓促，一头撞上了附近的荒山，机毁人亡。蒙自机场瞬间陷入火海和混乱。
机场遇袭的消息像晴天霹雳一样传到了城里，这下完啦，火冒三丈的汤尧脸色煞白，给机场守军下令，让他们“坚决守住”，急忙跳上吉普车就往机场方向冲，想趁乱搭飞机逃命。可吉普车刚开出去没多远，前方就传来密集的枪炮声。原来啊，军把去机场的公路给截断啦！这下真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
蒙自机场被攻克，原本往蒙自地区聚集的敌军瞬间就垮了，无奈之下，汤尧率领第八兵团团部以及第八军主力的第 42 师、170 师、教导师和 3 师，大概 3 万人朝着元江方向逃窜，后来我大军紧急追赶。他目的是实施他的第二个逃跑方案，计划渡过元江西进，经墨江、思茅到普洱，希望能与李弥的残部会合，往外国缅甸金三角方向逃跑，根据汤尧制定的计划的决定，曹天戈的第8军和孙进贤的第9军分为左右两路，互相掩护的渡过元江，本来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计划。
汤尧哪里想到，自己的前卫部队孙进贤第8军成为了惊弓之鸟，军长孙进贤鼓励他的部队以“飞人”的速度抢渡元江，元江水流湍急，无法徒涉，唯一的通道是元江城北的铁索桥。为了能早日摆脱我军的追击，孙进贤做出了一个极其自私的决定：下令炸毁了元江铁索桥。把上级汤尧以及傻傻的在掩护撤退的部队都给扔在了元江对岸，甚至还扔下一个奉命守备桥头堡的团。当时汤尧部队都还没有过桥。他得知这一消息后震怒，这真的是要命的过河拆桥，他当时就放言，自己若是顺利渡江，第一件事就是把做炸桥决策的孙进贤就地正法。
这座铁索桥一炸，等于将汤尧和上万名主力部队彻底丢弃在元江东岸。孙进贤自己带着人马向镇沅方向逃去，对后续部队的生死置之不理。汤尧率领左路部队赶到元江东岸。看到被炸毁的铁索桥，和已被留在河对岸的大部队，恼怒不已，但为时已晚，我军已经全面封锁渡口，前有滔滔江水，后有我军大部队追兵。汤尧下令尝试修复铁索桥，一边在桥头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同时派人沿江上游寻找可以徒步涉渡的浅滩。
然而，他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很快我军主力赶到，将他这数万部队团团包围。汤尧所部多次组织突围，均被猛烈火力打回。部队被分割包围在红土坡、二塘山一带的荒芜山区中，处境极为艰难，部队断粮多日，被迫宰杀军马充饥，饥饿的士兵为争夺食物而发生争执甚至冲突。有的士兵连续几天滴水未进，体力已近极限，此时我军发起总攻，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下令分散突围。
汤尧自己率领小股部队往元江二塘山左侧一个不起眼的山包，最后像受惊的老鼠一样，龟缩进了一座小小的石缸庙里。就在此时，我军一个名叫郝珍富的排长，带领12名战士机智地迂回到敌人侧翼。他们趁敌不备，突然冲入敌阵，郝珍富举起手榴弹大喝：“不许动！缴枪不杀！” 敌军顿时陷入混乱。一名身着深绿色呢子大衣的年长军官颓然叹道：“不中了，缴枪吧。” 此人正是陆军副总司令、第8兵团司令官汤尧，这时距他从台湾飞回大陆仅仅过去了16天。这一仗全歼汤尧8兵团指挥部，活捉中将司令汤尧、中将军长曹天戈，参谋长杨也可等将级军官16名。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兵团就此覆灭。是役史称“元江阻击战”，人称是大陆最后一战。
在这次战役 “被飞机送来的俘虏”汤尧以幽默化解历史尴尬：被俘时笑叹“陈赓将军这招声东击西，比我在黄埔教的还绝！” 他先后被关押在重庆战犯管理所和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仗着自己是黄埔军校早期教育人员的身份，嚷嚷着要见陈赓，声称学生咋不要来看看自己的老师呢？陈赓得知后一笑置之，表示虽有其事，但如今各自身份不同，不方便叙旧。原因是汤尧的性格却有些孤傲，言语上也不太顾及他人，属于嘴上不积德的人，这使得他与同事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自然也没有过多的交情。
在战犯改造中，汤尧此人颇有意思，能说相声会唱戏，以“多才多艺”闻名，成了管理所里的“才艺担当”：能演八角鼓、会说相声，尤其是自编八角鼓词《后勤兵歌》，用合肥方言教狱友烙煎饼，成为战犯管理所的“快乐源泉”。不过，他却对思想改造消极抵触。当杜聿明、王耀武等首批获特赦时，他仍在狱中钻研“永动机”，甚至佯装关节痛讨酒喝。这种表面配合实则疏离的态度，使其错过历次特赦，不久之后所有的人都获得特赦的时候，他却没能等到被特赦那一天，在1962年病逝狱中，最后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家人。而跟他一块被俘的曹天戈在他死后第二年获得特赦，后来当上市领导，还找了一个好妻子。
国军中将汤尧有才华，却未能得到真正的重用；军职高，却始终缺乏实权；想逃跑，又被同僚玩了一把，最终成三番五次倒霉的事情都聚在他身上。而且最后的命运也很令人唏嘘，后人总结汤尧的悲剧非个人偶然，而是国民党腐败政权结构性溃散的缩影：一是人才断层：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嫡系将领损失殆尽，被迫启用汤尧这类“办公室将军”独当一面。正如蒋介石日记所叹：“存者庸碌，能者俱殁。”二是指挥体系崩坏：滇南战役期间，汤尧名义统帅六万大军，实际连一个师都难调动。孙进贤炸桥自保更暴露了“各自逃命”的军心。三是地理认知盲区：汤尧选择元江为屏障，却不知当地群众多为我军耳目。被俘后他哀叹：“两个向导引我入绝路，竟是民兵！”可见战争背后民心所向的重要性。
汤尧在临终之前留下遗言，要求组织"葬我于紫蓬山下，碑刻抗日老兵足矣"，墓中放三件陪葬品：一是刻着“精忠报国”黄埔佩剑，二是台儿庄血衣（左襟弹孔仍渗褐色），三是焦婆店黄土（用抗日时的军粮布袋封装），组织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他的后人遵循了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安葬于他的老家紫蓬山南麓张老圩村（汤氏家族祖茔所在地），在肥西紫蓬山下的墓前，族人写的那句：“粮道即人道，保民方为真后勤”。以纪念这位打仗不行，搞后勤内行，一生碰上三次倒霉事情的前辈，其结局的确令人唏嘘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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