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深秋，北平一间办公室的灯一直亮着，工作人员翻烈士遗孤的档案时，看见一个名字叫秦摩亚，纸页上只有这三个字，地址和去向都空着，这事儿让屋里的人坐不住了，新政府早有命令，所有烈士的后代都得找出来。
几个老同志翻出那本发黄的电报本，越翻眉头越紧，一九三三年上海租界医院的记录说，秦邦宪夫妇把满月的女儿送回无锡老家，之后就再没人见过这孩子，档案里夹着一张发黄的便签，是秦摩亚的姨妈三十年前写的，那姑娘被车间的姐妹骗去重庆做工，字写得挺工整，可末尾那几个字墨迹糊了，像是写到那儿手抖了。
工作组里有个戴眼镜的年轻干事，主动说他去，带人直奔重庆，两天就摸清了当地富户的宅子在哪，敲门那天，院子里一个扎羊角辫的姑娘正蹲着搓衣服，围裙边儿全是肥皂沫，听见“秦摩亚”三个字，她手猛地停住，洗衣盆里的水溅到灰砖地上。
后来才晓得，这姑娘十三岁就站在染缸边扛着布，手背裂了口子流着血也得不停搅，重庆那家人打得更重，有次她被捆在柴房，夜里借着月光摸出块发霉的饼，掰成两半时突然想到娘说不定也吃过这样的饼。
回到北京后，组织给秦摩亚安排了住处，头几个月她总把饭碗推到一边，睡觉前一遍遍摸门锁，直到某天听见邻屋竹针轻轻碰响，才敢在晨光里喊一声阿姨早，一九五四年她第一次走进师范学校的教室，粉笔灰落在发抖的手指上，一笔一画写下了文天祥的正气歌。
晚年整理父母的信，她挑了张发黄的结婚照，夹进相册里，照片里穿中山装的年轻人搂着穿旗袍的姑娘，背后梧桐树的影子一晃一晃，有人问起当年的事，她摆摆手说，那些都过去了，临终前她非要把骨灰撒进海里，护士最后看见她对着窗外的浪花笑，眼角的纹路，像极了年轻时在码头见过的波浪。
档案里说秦摩亚一辈子没写过回忆录，可她在教案的空白处记过，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有人跟她说回家的路，一九六二年三月，她给学生讲《离骚》，窗外的玉兰正开着，二〇一七年六月，玉兰落了，该把父亲的信整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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