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冬天，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的一间小公寓里，王碧奎临终前攥着一枚发黄的纽扣，那是丈夫吴石呢子大衣上的扣子，正贴着她的手心，渗出冷汗，她最后望了眼窗外的雨，用尽力气说，把大衣给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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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一九六〇年，这位五十多岁的女人在台北车站的厕所门口守着两个孩子，大女儿吴学成裹着破毯子蜷在马桶旁边，七岁的小儿子健成蹲在地上用石子画船，匪眷两个字像钉子一样把全家钉在最底下，白天他们在菜市场帮人干活，夜里躲进漏雨的草棚，王碧奎总把最硬的红薯芯留给自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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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那个下暴雨的夜里，保密局的枪声吵醒了整座城，王碧奎坐在牢里盯着墙角的霉斑，忽然想起1949年基隆港分别的那天，吴石把呢子大衣叠整齐塞进她怀里，说先去台湾再回家，那时她没问家在哪，现在才懂那句话再没答案，铁门吱呀一声打开，丈夫在走廊尽头比了个手势，她一下记起三个孩子还在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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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两岸开了探亲的门，北京寄来的信薄得像纸片，王碧奎摸着信纸上干掉的泪痕，想起当年在审讯室咬破舌尖的那股腥味，她不敢回大陆，怕身份两个字像悬在头顶的刀，断了丈夫回乡的路，每天蒸鱼，她总把鱼刺挑到自己碗底，儿子问，她就说鱼刺能补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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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春天，吴石的墓前多了半盒北京的土，女儿偷偷带回来的骨灰盒裹满胶带，像捆着没说完的话，儿子们准备合葬时，那件穿了四十年的呢大衣忽然裂了口，内袋里掉出一张泛黄的纸，正是吴石在牢里留给她的空白自白书，纸角的血迹早散开了，背面新添的小字，在阳光下轻轻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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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墓人说，总有人在碑前放白菊，花瓣落下来，像是看见两个人，在春草里慢慢走到了一块，那件呢大衣一直铺在那儿，衣摆磨破的线头，还挂着，没断，像等了半个世纪，还没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