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昆明，西南联大的铁皮教室里特别闷热。
十七岁的杨振宁刚把黑板擦得锃亮，转身写下一行德文，翻译过来就是“谁想读懂世界，就得先精通数学的语言”。
最后一笔刚落，他的目光就越过窗棂，落在了走廊里的张景昭身上。
那姑娘抱着本《电磁学》低头走，衣角轻轻晃，杨振宁的心跳突然就跟黑板上的公式一起，定住了。
西南联大的心动：没寄出去的情书和断了的联系
张景昭在联大数学系挺出名，算是“系花”，还是云南富商的独女。
她总穿阴丹士林布旗袍，衣角绣着支素梅，走路特别规整，后来杨振宁在回忆录里写“她连步幅都是对称的”，算下来刚好57厘米。
搁现在看，这种连走路都有自己节奏的姑娘，确实容易让人记住。
1939年暑假，杨振宁总算鼓起勇气。
在滇池边，他送了张景昭一本书，是用牛皮纸包好的《希尔伯特几何基础》。
扉页上就写了一句话，张景昭也回了礼，是张自己做的书签，上面有句诗：“若使人间无别离，原将慧业付慈悲。”
姑娘家的心思都藏在诗里了，这算是挺克制的告白了。
可没等杨振宁再做什么，他爸杨武之的信就寄来了。
信里说，现在是战乱年月，“学问第一，儿女私情可缓”。
他把那张书签夹进日记本，又把张景昭的名字圈了涂、涂了圈，最后还是没把那封写了11页的情信递出去。
过了一年，张景昭转去了浙江大学。
本来想往后说不定还有机会碰面，可那时候战争打得乱，两个人的消息就像被撕碎的地图，缺口越来越大，慢慢就断了。
后来杨振宁在普林斯顿想起这段事，总说：“人生最关键的岔路口，往往连个提醒都没有，你就已经错过了。”
其实想想也对，战乱年代，别说爱情了，就连安稳过日子都难，错过好像也成了常事。
那时候杨振宁在联大还有个好朋友，就是邓稼先。
两个人常一起听课，有时候杨振宁会分半块巧克力给邓稼先，还跟他聊哪个学校的计算资源好。
本来觉得就是普通的同学情谊，没成想，这份交情后来会帮上邓稼先的大忙。
北大岁月的落差
1946年，张景昭跟着父亲迁到了北平，还考上了北大数学系的研究生。
那时候她剪了齐耳短发，对着镜子用钢笔写：“学问与爱情，我都要。”看得出来，她还想把日子过好，不想被之前的事困住。
可命运好像偏要跟她作对，1948年内战打得紧，张家的产业被查封了，父亲突然中风，母亲更是吞金自尽。
一夜之间，她从“昆明最亮的星星”变成了别人嘴里“需要改造的资产阶级小姐”。
这种落差，换谁都受不了。
她想起了远在美国的杨振宁，想跟他说说自己的难处。
她写了三封信，信封上写着，可每一封都被退了回来，上面盖着“查无此人”。
她哪知道，杨振宁那时候已经转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了，中国邮政的蓝色退签，就像一场没声音的雪崩，把她最后一点希望压垮了。
1950年3月，有人说她“与帝国主义分子杨振宁有不清白通信”，还在会场里大声念她当年写的那句诗，底下的人跟着哄笑。
3月17号晚上，未名湖的雾特别大，她把31片安眠药磨成粉，拌进蜂蜜里，一口一口咽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晨练的学生在湖心岛的石舫上发现了她。
她穿的素梅旗袍已经湿透了，可衣角的步幅还是57厘米，像一把不会弯的尺子。
她的遗物里有本《希尔伯特几何基础》，扉页上的字被湖水晕开了，“simple”变成了“simp”，“beautiful”变成了“beau”，好好的一句话，碎得像没说出口的祈祷。
我觉得张景昭已经够坚强了，家破人亡还想着学问和爱情，可那个年代，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
三次写信都被退，又被当众羞辱，她心里的那根弦，怕是早就绷到极限了。
一个名字救了邓稼先
同一时期，邓稼先正在普渡大学忙着算中子扩散方程。
1950年8月29日，他拿到博士学位才第九天，就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有人问他为啥这么急，他笑着说：“我怕夜长梦多。”
他怕的是美国移民局拦着不让走，可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回国后会遇到更大的麻烦。
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成功，邓稼先也算为国家立了大功。
可到了1970年，他却被秘密送到青海221基地的“学习班”。
理由说得好听，是“两次核试验数据异常”，其实就是有人想借这个由头，把整个核武器研发团队搞垮。
基地的寒风跟刀子似的，邓稼先被关在15平方米的铁皮屋里，门口24小时有人站岗，屋里的48瓦灯泡永远亮着。
他倒也没闲着，每次被批斗完，就坐在屋里默算：“如果中子通量提高3个数量级，能不能在0.1微秒内完成点火？”
算着算着，他就会想起杨振宁想起在联大时递给他半块巧克力的少年，想起写信告诉他人普渡大学好的兄长。
转机出现在1971年7月28日。
那天杨振宁拿着美国护照，慢慢走下北京首都机场的舷梯。
他给周总理递了份“亲友会见名单”，第一个名字就是邓稼先。
那时候，距离张景昭投湖已经过去21年，距离邓稼先被关到基地也有301天了。
据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周总理看完名单，沉默了1.5秒，只说了一个“好”字。
当天深夜，一架伊尔-14专机从西宁机场紧急起飞，把邓稼先接回了北京，还安排他住在钓鱼台国宾馆6号楼。
杨振宁推开门的时候，两个人都愣了。
隔着26年的光阴，一个穿着西装，一个穿着露棉的棉袄，可他们同时喊出了对方小时候的绰号：“杨大头！”“邓老蔫！”
那一瞬间，他们好像又回到了昆明的铁皮教室，黑板上的公式还在，窗外的凤凰花也还在，只是张景昭，再也见不到了。
本来想觉得，杨振宁把邓稼先的名字写在名单上就是个巧合，可后来发现不是。
他们早年在联大的友谊可不是表面功夫，那时候一起讨论学问、分吃一块巧克力的情分，到后来就是敢把名字放在第一个的信任。
许鹿希后来跟记者说：“我至今不信佛，可这件事让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如果振宁没有写下稼先的名字，中国的核武器研发可能会失去一大批中坚力量，历史的走向也许会被改写。”
2003年杨振宁回国定居后，专门去了北大未名湖。
2021年邓稼先的铜像落成，杨振宁拄着拐杖，围着铜像慢慢走了一圈，步幅刚好57厘米。
有人听见他轻声说：“稼先，我替你算过了，中子通量提高3个数量级，点火时间缩短到0.1微秒，这一次，误差为零。”
杨振宁当年没寄出去的情书，让张景昭的人生走向了另一条路；而他后来在名单上写下的一个名字，又救了邓稼先。
这种看似无意的举动，却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牵动了好几个人的命运，甚至还关联到了国家的核事业。
人生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你做的一个小决定，说的一句话，可能当时觉得没什么，可后来回头看，才发现那竟是改变一切的关键。
我们没法预知未来，能做的大概就是像杨振宁说的那样，把每一个选择都当成最后一次，把每一个名字都当成最后一根稻草毕竟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举动，会成为别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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