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的一天，北京西长安街的军委大楼里传来轻轻的脚步声。补授军衔的名单已经拟好，多年的悬念即将揭晓，聂鹤亭的名字排在第三位。熟悉内情的人都清楚，这位在南昌城头打过冲锋的老战士，差点因为性子耿直与罗瑞卿闹翻。隔着一层木门，仍能想象他那句脾气火爆的抱怨：“粟裕那小子当年还得喊我排长呢！”
把时钟拨回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枪声一响，聂鹤亭已是第73团第6连连长，比林彪还大半级。一个月后，起义部队南下到江西大庾，朱德手里只剩九百来号人。朱德把残部编成第五纵队，林彪当大队长，聂鹤亭任副大队长。就在这最艰难的时刻，第一件影响仕途的选择出现。朱德极力挽留，他却坚持潜往上海寻找党中央。孤身一走，队伍元气再损，老总费了大劲才稳住情绪。日后有人评价，如果聂鹤亭跟着朱德上井冈，起点高、资历又老，说不定就是另一番高度。
1937年，抗大成立。林彪任校长，萧克、罗瑞卿挑大梁，聂鹤亭被点将为第四大队大队长兼第九队队长，被学生们敬称“聂大队”。正是这段时间，他与罗瑞卿从同志变成亦友亦争的老对手。抗日烽火烧遍华北，晋察冀根据地急需干部。1940年前后，聂鹤亭升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职务高、责任重。然而第二件误判又发生。当时中共中央让他继续主持军区参谋部工作，他却嚷嚷着要奔赴新四军。毛泽东口头答应，让他出发前来延安一趟再议。但聂鹤亭怕误车，竟悄悄溜走，连客气话都没打。等人影没了，毛泽东只淡淡地说：“让他去吧。”结果到了武汉，他又被劝返延安，前后折腾半年，晋察冀方面的布局被迫重新调整。
时间推到1947年春天，第三件事压上了秤盘。东北战场刀光血影，东野急需补充兵员。一次侦察中，聂鹤亭得知国民党暂编五十三师有动摇迹象，便未向野战军总部报告，擅自接受对方起义。几百号人、上千条枪固然可贵，可没报批就签收，也让林彪、罗荣桓面上挂不住。指挥链条讲究统一，这种“先斩后奏”被当作不合规定的典型。自此，聂鹤亭在东北多半时间留在松江、辽北两地军区当主官，没有获批进入核心战役指挥序列。
1952年干部评级，他被定为“准兵团级”，与杨得志、王近山并列，却低于同为排长出身、后来一路高歌猛进的粟裕。评级目录白纸黑字写着：准兵团级对应中将。当时唯一破格获上将的只有贺炳炎，原因是其长期一线带兵又挂了军区司令。至于副参谋长、参谋长这类职务，在1955年的评衔体系里天然要比军政主官矮半头。打个比方，长征时红一师的师长李聚奎拿了上将，可聂鹤亭当的是代参谋长，同一张桌子坐下，级别就差了一个档次。
到了1955年授衔大会，他因为“闹情绪”没有出席。会后的一纸批示写得很客气：暂缓，待调查再议。一年多的调查没有发现政治问题，中央军委遂在1956年批准补授中将，同时颁发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至此，这个从叶挺独立团一路摸爬滚打到四野司令部的老参谋，军旅生涯划上句点。
有人仍替他惋惜。论出身，他是南昌起义“仅存的高职连长”；论资历，北伐、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无役不与。可身处那个讲究组织纪律的年代，个人选择与行事风格真的能左右最终排位。三件事，看似小插曲，却让聂鹤亭始终在主官与参谋之间摆荡，机会一次次悄然滑过。1956年补授仪式后，罗瑞卿握住他的手，“老聂，这回总算定了吧。”聂鹤亭嘿嘿一笑，没有再争。军装领章闪着星光，过往锋芒都藏进了那一句玩笑——“老排长，也还是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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