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人，是打仗的常态。
但死一样的寂静，才是将军们的末日。
1948年11月22号，徐州那个所谓的“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里，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前几天还吵得人脑仁疼的炮声，在碾庄圩那边，停了，停得干干净净。
这股子安静，比十万门大炮同时开火还让人心里发毛。
“完犊子了，黄百韬完了！”
代参谋长文强心里“咯噔”一下，这话几乎是脱口而出。
他话音还没散干净，指挥部的门帘“哗啦”一声被掀开，一个军官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
这人身上那股子味儿，是硝烟、血腥和泥土混在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有的味儿。
他那张脸，像是哭完了又被炮火熏了一遍，黑一道白一道。
他就是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刚从碾庄那片活地狱里钻出来。
他带来的消息，就三个字，但比一发重磅炮弹还砸得人晕头转向：“黄司令…
没了。”
黄百-韬，这位被蒋介石封为“常胜将军”的悍将，连同他的十多万兵马，就这么在碾庄圩那片小地方化成了灰。
可他手下的军长陈士章，命是真的硬。
碾庄圩这个修罗场，他跑出来了。
没过多久，杜聿明带着几十万人马在陈官庄被围，他又跑出来了。
这位将军的“逃命”本事，一直到1949年8月，才在福建永春的山沟里走到头。
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之后，陈士章这辈子就跟一件事过不去了——碾庄。
在他后来写的那些回忆材料里，反反复复地骂一个人，骂得咬牙切齿，那股子恨意，隔着纸都能闻到。
这个人，就是郭汝瑰。
陈士章到死都认定，就是这个当年在南京国防部当作战厅长的郭汝瑰，用一张嘴、几份作战计划，把他和黄百韬的十万大军，亲手推进了坟墓。
可这事儿怪就怪在，陈士章这口骂了几十年的怨气，恰恰把一桩更大的悬案给捅开了：碾庄圩的十万冤魂，到底是一个“内鬼”处心积虑的杰作，还是那支号称几百万的大军，自己从里到外已经烂透了，就算神仙来也救不了？
这事儿，得从碾庄开打前两天，徐州城里那场要命的会说起。
1948年11月4号，徐州“剿总”的气氛，跟死了人没两样。
总司令刘峙，那胖大的身子整个陷在沙发里，像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六神无主。
副总司令杜聿明，因为腰上的老毛病犯了，疼得龇牙咧嘴，连坐直都费劲。
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南京派来的“钦差”到了，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来给这帮前线大员们“通报敌情”。
陈士章后来在他的《第七兵团的毁灭》里说，郭汝瑰那天的讲话，简直就是“张良在垓下吹箫”，要命的靡靡之音。
郭汝瑰站起来，不紧不慢，那口气，不像是在商量，倒像是在宣布一个既定事实。
他描绘的那幅景象，让在场所有将军的后脊梁沟子直冒凉气。
“各位长官，东北那边的情况，不容乐观。
林彪的部队，把日本关东军留下的四十个师的装备全给收了，光炮弹就有一百二十万发。
这些东西，现在正通过火车，一车皮一车皮地往南运…
“华野、中野、华北的共军主力，已经完成了战术穿插和集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正从新安镇往西撤的黄百韬兵团…
“黄维的十二兵团，远在河南，远水救不了近火。
眼下，黄司令唯一能指望的，只有从西边赶过来的孙元良兵团！”
这几句话，就像冬天里的一盆冰碴子水，从头到脚浇下来，在座的黄埔将军们，心里那点骄横的火气，瞬间就灭了。
“共军拿着我们的美式装备，打我们自己人”，这话听着就让人绝望。
但更让这帮人心里犯嘀咕的，是郭汝瑰提的那个救援方案——舍近求远。
当时是个什么局面？
离黄百韬最近的，是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和李弥的第十三兵团。
邱清泉手底下有十六个师，全是精锐中的精锐；李弥也有十个师，兵强马壮。
这俩兵团就在徐州边上，抬腿就能到。
可郭汝瑰这位国防部来的“高参”，偏偏把救人的希望，寄托在实力最弱、只有四个师的孙元良身上。
这个安排，蠢到家了，但效果却好得出奇。
它给了正在撤退路上心惊胆战的黄百韬彻底的绝望，更给了邱清泉和李弥一个天衣无缝的借口。
大家心里的小算盘都拨拉得噼啪响：你看看，连南京国防部代表蒋委员长和顾总长来的郭厅长，都没点咱们的名，那咱们还上赶着去送人头？
那不是傻吗？
就这么着，一场本来应该协调各部、同心协力的大会，硬生生被郭汝瑰开成了一场分化人心、瓦解士气的心理战。
他啥也没干，就是把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掺和在一起，再利用自己“钦差”的身份，把恐慌和猜忌的种子，稳稳当当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仗一打响，黄百韬的兵团就像郭汝瑰预言的那样，在新安镇到碾庄圩的路上被死死咬住，动弹不得。
华野的炮弹，跟不要钱似的，白天黑夜地往碾庄那片小村子里砸。
求救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像雪片一样飞向徐州。
杜聿明急得在指挥部里团团转，亲自抓起电话，对着话筒咆哮，命令邱清泉和李弥，别他娘的看戏了，赶紧出兵救人！
可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场让人心都凉透了的扯皮。
当时就站在杜聿明旁边的文强，亲耳听见了这出荒诞剧的全过程。
邱清泉是杜聿明的头号爱将，可这时候却一点面子都不给：“杜长官，不是兄弟我不救啊！
我这正面，共军跟疯狗一样扑上来，压力太大了！
我把主力抽走，万一徐州的东大门丢了，这个责任谁来负？”
李弥那边，更是把太极推手玩得炉火纯青：“邱司令的兵力是我的两倍多，他要是动，我二话不说，豁出老本也跟着上。
他要是不动，我这俩军填进去，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我不能动啊！”
一个说自己家门口有贼，走不开；一个说邻居不动我也不动。
俩人配合默契，心照不宣地达成了“见死不救”的共识。
杜聿明这个徐州“剿总”副司令的命令，在这些手握兵权的军头面前，跟放屁没两样。
后来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把这事儿说得透透的。
他说这种“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戏码，在黄埔系内部，那是家常便饭。
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成分复杂，算不上蒋介石的“亲儿子”，是“杂牌军”拼凑起来的。
牺牲一个“杂牌”兵团，去消耗共军的有生力量，从而保全邱清泉这种嫡系精锐，这笔账，在南京那位看来，是划算的。
郭汝瑰的那番“末日预言”，其实就是把这层谁都心里有数、但谁都不好意思说破的窗户纸给捅了。
他没有创造懦弱和自私，他只是给那些早就想保存实力、见死不救的人，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台阶。
邱清泉和李弥，不是被郭汝瑰吓破了胆，而是借着郭汝瑰给的坡，心安理得地下了驴，把派系斗争和个人算计的潜规则，发挥到了极致。
碾庄圩的炮声终于停了，十万大军的烂摊子总得有人出来背锅。
对陈士章，还有后来同样当了俘虏的杜聿明来说，郭汝瑰这个“内鬼”，无疑是最好的替罪羊。
杜聿明在被俘后回忆，淮海战役后期，他被蒋介石召到南京。
一进总统官邸，就看见郭汝瑰跟个小秘书似的，毕恭毕敬地站在蒋介石身边。
蒋介石还没发话，郭汝瑰就先替他传达了“圣旨”，命令杜聿明放弃撤退计划，“固守徐州，就地决战”。
杜聿明说他当时“鼻子都快气歪了”，一个作战厅长，居然能替最高统帅下命令了。
但他不敢发作，只能把所有怨气都归结为“总裁完全听信了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摆布”。
而陈士章，这位两次从绝境中逃生的“幸运儿”，在后半生里，更是把对郭汝瑰的恨，刻进了骨头缝里。
在功德林里，他宁可跟军统特务沈醉聊天，也跟杜聿明、文强这些昔日的袍泽保持距离。
1975年特赦后，他一心想去台湾，据说就是想当面问问那个已经风烛残年的“老蒋”，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被拒之门外后，他宁可一个人跑到美国，也不愿留在大陆和那些“老长官”们为伍。
这种固执和怨念，说到底，是一种逃避。
承认那场仗的失败，是源于整个军事集团从上到下的腐败、内斗和无能，就等于彻底否定了自己一辈子的军旅生涯和信仰。
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所以，必须找一个“内奸”，一个具体的坏人来承担所有的罪责。
咒骂郭汝瑰，是他们给自己崩塌的内心世界，找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郭汝瑰的身份揭开后，他自己也写了回忆录，承认了当年的潜伏工作。
他就像一个医术最高明的外科医生，精准地找到了国民党这具庞大军事肌体上所有致命的病灶——最高统帅的遥控指挥，高级将领之间的派系倾轧，前线指挥官的自私怯懦——然后，他开出了最猛的“药方”，加速了它的死亡。
没有郭汝瑰，邱清泉和李弥就会舍生忘死去救一个“杂牌”的黄百韬吗？
恐怕谁心里都有数。
陈士章的怨念，更像是一面破碎的镜子，照出的不是郭汝瑰一个人的脸，而是整个国民党政权从根子上烂掉的模样。
郭汝瑰并没有去挖坟掘墓，他只是在葬礼上，为这具早就没了气息的庞大尸体，轻轻地盖上了棺材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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