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四川宜宾，一具女子的遗体被悄无声息地埋进了城郊的一个土坑中。
她穿着红毛衣，蓬头垢面，死时无人陪伴，无人送别，甚至连一句遗言都未留下。
她是大地主刘文彩的三姨太，曾经享尽荣华富贵，为何死得如此寂寞凄惨？
少女美色
民国初年的宜宾象鼻场，青砖黛瓦、码头嘈杂，是个鱼龙混杂的所在。
这里水路交通便利，烟馆、赌坊、戏楼夹杂其间，是帮会势力交错的地界。
凌君如便出生在这里，她的父亲张子成，是地地道道的袍哥，性子狠，刀子快，在帮里颇有名声。
但这份名声没能给女儿带来庇护，反倒是她命运悲剧的开端。
张子成在一次械斗中身亡，尸首几日才从河道里捞起，家中顿失顶梁柱。
母亲带着年幼的君如改嫁给宗场镇凌友臣，凌友臣也是袍哥，比她父亲更不堪。
他表面经营茶社、戏班，实则烟土贩子、赌局中人、拉皮条的中介样样干得炉火纯青。
母亲嫁入凌家的那一年，凌君如不过十一岁，凌友臣很快就察觉，这个继女长得不俗，他便让君如读书。
她被送入宜宾县立女子中学读书，常有男学生爬上围墙、踩在砖头堆上，只为看她一眼。
她每日上下学，路上便聚起一堆闲人驻足，有卖糖的，有挑水的，有赌馆里出来的醉汉。
可少女的美色在乱世从不是庇护，反而是招灾的火种，凌友臣打量她的眼神，早已变了味。
凌君如十三岁那年，刚从学校回来，发现家中来了几个不速之客，皆是些穿长衫、油头粉面的男人。
他们满脸酒气，眼神像狼，母亲被支开，她却被留了下来，从那夜起，她便再未回过学校。
凌友臣将她送进了“北园”，那是宜宾最大的烟馆与风月之地。
她在这里学舞学牌学装扮，教她的是一位姓韩的“老鸨”，人称“韩姐”。
凌君如最初哭过、闹过，也想过死，但最后还是认命了。
时间一晃过去一年，她的名字在宜宾传得越发响亮，军阀请她弹琴，帮会头目为她赌命。
在风头最盛的时候，她甚至成了“北园”的招牌人物。
入刘府门
1929年，凌君如刚满十五岁，已是风月场上的红人，姿色盛极一时。
那年秋天，大地主刘文彩应邀赴宴，宴席设在北园。
当凌君如缓步而出，刘文彩瞬间便定了神，目光再也移不开。
宴后第三日，宜宾县征收局局长曹荣光亲赴刘府，携酒备礼，言辞殷勤。
他不是为了公事，而是为送人，将这位“北园头牌”凌君如，双手奉至刘文彩面前。
此后，她不再是妓馆中供人挑选的红牌女子，而成了刘府三姨太。
刘文彩为凌君如在冠英街置办了一座三层公馆，是当年宜宾城最奢华的私宅之一。
她的衣橱极大，各种款式的旗袍从广州、上海专门定制，冬日狐裘夏日薄纱，每一件都缀满细密珠翠。
鞋柜里仅绣花鞋便有四百双之多，连内里都绣有她名字的首字“君”字。
珠宝首饰不计其数，仅钻石戒指便有五六颗，价值可抵一整条街的店铺。
梳妆台上，摆满了从法国、英国进口的香粉香水，瓶瓶罐罐琳琅满目，堪比西洋贵妇。
她成了宜宾城的传奇，出门便有八抬大轿，后头跟着随从丫鬟，街坊邻居躲在门缝看她。
刘文彩宠她，从不吝啬金银，甚至会躲进衣橱，只为逗她一笑，却未曾给予真正的自由。
刘文彩府中正妻杨仲华从不曾真正接纳她，一次刘家的小儿子喊她“新妈”，竟惹来杨仲华勃然大怒，拂袖离府，自此带女儿迁至成都。
从那天起，刘家上下对她多有防备，婢女只表面恭顺，连她照料过的小婉蕙也在长大后渐渐疏远。
凌君如知道自己只是刘文彩心血来潮时的宠物，金丝笼中唱戏取乐的金雀儿。
她越是风光，越是被孤立；她越是美艳，越是被猜忌，她拥有一切，又失去了一切。
她并不知道，这座金丝笼，在不久的将来，会化作她苦难的前奏，和彻底沉沦的引线。
假孕夺宠
时光如流水，凌君如在刘府的金丝笼中已经待了数年，昔日十五岁的她，已至而立之年。
尽管容颜依旧称得上妩媚动人，但眼角那一抹细纹终究提醒着她，美色终有褪去的一日。
她深知自己没有正妻的名分，又无子嗣，若再不争，恐怕迟早会被新来的女子取而代之。
于是，她决定假孕争宠，她悄悄安排了三个怀孕的女子，躲藏在成都郊区的宅子中，与外界隔绝。
与此同时，她将棉絮缝入衣服中，掩饰身形，谎称自己怀了刘文彩的孩子。
为了不露破绽，她不再出门，不再登楼，甚至每日“吐酸水”、“脚踝浮肿”，一副妊娠妇人的模样。
刘文彩听闻之后，大喜过望，为了“保胎”，他特意从成都请来了三位知名的老中医，每天轮班守着为她把脉。
她一边应付着老中医的问诊，一边用薄纱遮面，含糊其辞地回避所有细节。
三人虽心存疑虑，却也碍于主子的脸面，不敢多言。
在产期将至之时，她将三名孕妇提前分娩的消息合并为一：凌君如一胎得三子！
消息登上了地方小报，标题赫然写着：“刘府喜添三麟儿，三姨太一胎三子，母子平安！”
城中轰动，街头茶馆满是谈资，一时之间，凌君如被赞为“贤妻良母”“天命贵人”。
刘文彩更是喜不自胜，大摆筵席庆贺三日，但纸终究包不住火。
随着“婴儿”渐长，族中长老起了疑心，调查之下发现了那三名孕妇。
消息传入刘文彩耳中时，他正在赴成都一场军阀宴请之约，得知真相后，他脸色铁青，当夜未归。
三日后，他风风火火赶回宜宾，未带随从，也未通知府中上下，只身进了公馆。
那一夜，凌君如跪在厅中，自始至终低头不语，刘文彩未骂一句，沉默良久，转身而去。
他没让她搬离，但自此不再踏足那座江畔的公馆，不再派人送物，也不再在众人面前提起她。
她的日子依旧奢华，衣橱仍满，首饰未减，但她知道，自己已成“摆设”。
她出门不再有人陪行，府中丫鬟见她时行礼敷衍，曾经恭敬的下人如今只低头走过。
终于，她忍无可忍，收拾行囊，带着几十口大箱子和数袋金银，独自前往成都。
她租下东门外一处宅院，摆出昔日气派，还结识了一个川剧武丑王国仁。
此人身材魁梧、嗓音洪亮，在舞台上生龙活虎，在她面前却百依百顺。
两人日夜厮混，甚至结伴北上，游历北京、上海，试图寻找旧日未曾拥有的自由与浪漫。
可惜，好景不长，刘文彩得知她离开之后，并未大怒，反而亲笔写信劝她回府。
他的语气中没有责备，信中写道：“人事无常，往事不究。”
凌君如动摇了，于是，她带着王国仁及一名“义子”返川，可这一次，刘文彩已不再温柔以待。
他将她接回，但没多久便另纳一位名叫王玉清的女子为五姨太。
王玉清出身清白，温婉沉稳，与凌君如的气质截然不同，更得刘文彩家族中老一辈人的青睐。
刘文彩写下一纸契约，送给凌君如一笔数额不菲的遣散银钱，遣她离府。
凄死无声
离开刘府后，凌君如过了一段时间轻松的日子，可没过多久，新中国成立，她曾经的身份注定她被卷入风暴。
1949年，刘文彩病逝于成都，死时尚未受审，但他的五房姨太、一众子嗣、亲族门人，却一个个被卷入风暴之中。
凌君如并没有继承任何名义上的产业，那些珠宝金银，早在她离开刘府时被带走大半，剩下的也早就变卖殆尽。
她住在宜宾城郊破败的草屋中，由养父凌友臣为她修建。
但不久后，凌友臣作为“帮会分子、恶霸地主”被正式定性，不仅家产被收，连那座草屋也被贴上封条。
她被逐出屋外，带着弟弟流落街头，她曾回过象鼻场的旧宅门前，但那里早已不是她的家。
她也去找过几个当年的旧识，可人情冷暖，昔日奉承她的茶馆掌柜，如今一见她就关门谢客。
于是她只能靠“老本行”活着，她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夜里睡在窝棚里，寒风灌骨，她咳得整夜不能停。
1958年冬，中共大邑县委派人来找凌君如，收集关于刘文彩的材料。
她被带到一间办公室中，面对着几位调查干部，她神情恍惚，嘴唇发白，却一字未言。
时间来到1961年，岁寒料峭，宜宾街头的冷风吹得人睁不开眼。
凌君如在外做些香料买卖，试图支撑起最后一丝尊严。
可她的身体已不堪重负，那天她在横江镇摊位前突然倒地，浑身抖得像筛子，嘴角发紫。
一位旧识跑去通知受勋，他已无力支付医药费，只能将她背上火车，想送她回宗场找那位尚有亲戚关系的叔伯姐姐。
抵达宜宾西郊，弟弟将她轻轻放在那座瓦屋前的台阶上，敲了几下门，却无人回应。
他低头看着躺在红毛衣里的姐姐，犹豫片刻，终究转身离去。
她在门口呻吟了几声，有气无力，路过的街坊一眼认出她，却无一人出声。
第二天清晨，一声尖叫打破街坊的清晨宁静：“哎哟喂！哪个死在我门口哟！”
门内出来一名妇人，手扶着门框大喊大叫，围观者不敢靠近，只在远处指指点点。
片刻后，那户人家终于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叫来几个邻人，把尸体抬起，埋进不远处的一处土坑中。
她死时四十六岁，没有遗言，没有送行，没有一个愿意低头看她一眼的熟人。
有人说，她命不好，生错了时代；也有人说，她自作自受。
但无人真正去理解过，一个在风尘中挣扎求生的女子，是如何一步步走到命运的尽头。
她的名字，曾是宜宾城最响亮的传说；她的面容，曾让权贵折腰、烟花褪色。
但当旧时代崩塌，那些被供养、被宠爱、被标价的美丽，也随着尘埃落定被世人遗忘。
凌君如，这位曾被盛宠的“三姨太”，最终孤身倒毙街头，连名字都无人敢提。
她的一生，是被时代推搡的漂浮之叶，看似风光无限，却始终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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