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连浪迹江湖、写尽侠骨柔情的金庸先生，现实里却为何在婚姻上一波三折，最终负了陪他创业、为他流尽汗水的朱玫？
1953年，金庸同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婚姻宣告结束，他曾深受情伤，几度自比“杨过”，专情却也易被新欢吸引。直到1956年，才在上海的一次聚会上遇见了那位明眸皓齿的姑娘——原名珠露茜的朱玫。金庸看她第一眼就心动了：“颀而白，如玉肪，风姿绰约，见之，如立水晶屏，倩影巧兮。”他把她留在身边，给她改名叫“玫”，两个字里，藏着他对她的赞叹与期待。
那时的金庸刚从报馆辞职，筹划办报、写武侠，手头没钱，人手更是没有。可朱玫不光长得漂亮，更能干。她放下自己刚起步的演艺生涯，卖了陪嫁，拿出积蓄；她白天跑采访，写稿、校对、排版，一把抓起《明报》从零到一的每个环节；晚上回家，又为先生煲汤做饭：“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戴茂生说：“真没有话讲，采访一把抓，没见过女人像她那样吃苦的。”
《明报》开张之初，只有她一人。她在办公室里抱着稿纸打字，时不时抬头又匆匆坐上电车，跑到立法局门口、跑马地赛马场、警察总部，一个人采访一群记者；回到家，还得给金庸打点衣衫，温热他写稿时的茶水；第二天，继续披星戴月。这样拼命的日子，维持了好几年。
可即便如此，金庸的心里也会生出空虚。一次，他与一个叫林乐怡的女孩子见面，那是在跑马地的咖啡馆。两人聊金庸最新的武侠构思，林乐怡对人物细节的把握，让他觉得有新鲜感。接下来的几个月，金庸常在夜深人静时溜出去与她碰面。朱玫察觉到丈夫回来时衣角沾着咖啡渍，还闻到香水味。那一刻，夜已深，街灯下她最怕的答案却成了真相——他真的变心了。
她拿起电话，给金庸最疼爱的儿子打电话，“他还要继续写书吗？要不要跟爸爸打招呼？”儿子不知所措。电话放下，她转身面对金庸，声音里带着从未有过的决绝：“我不想守住这段没有感情的婚姻，没有回头路可言了。”客厅的吊灯映出两道影子，一个僵在原地，一个转身离去。
那是1976年夏天。她把自己的东西装进行李，镜子前还给自己捋了捋刘海。一刻也不肯再留恋，哪怕街头摆个小摊也在所不辞。金庸看着这位当年为他创业拼命的女人，忽然觉得心里一阵刺痛。他冲过去，拿起离婚协议书，撕成碎片：“只要你点头，我们就不离婚了。”他跪下来，神色恳切。可朱玫只是淡淡地抹了一把眼角的泪水，轻声说：“没有回头路。”提着行李，头也不回。
两人从此形同陌路。几年后，旧日好友的婚礼上，金庸热情地对她说：“我送你回家吧。”他想再补上一点体面。她看了看他，轻轻摇头：“不必。”话音落下，她转向大厅，举起酒杯，面上带着疏离的笑。
可是，真正让金庸心如刀绞的，恐怕是1998年的那一天。他在家里打开报纸，看到一则小字：一位名叫朱玫的老人因肺病去世，身边无人认领，死亡证明由医院员工代为办理。院方在报里刊登寻人启事，却无人应答。金庸呆坐在窗前，空洞地望着对面大楼的灯光，心中硌得难受：“第一段婚姻，妻子负了我；第二段婚姻，我负了妻子，到如今，我仍然好难过。”
金庸说不明白，为什么朱玫坚持不回头？难道是因为她太倔？亦或者，她骄傲地认为，一个女人要美、要能干、要温柔、还要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丈夫无后顾之忧，这样的女人早该被珍惜？可现实里，她连最后一程都要自己走完。直到她离开人世，那份为爱付出的坚强，才被金庸当作检讨自己的证据：他不过是个过河拆桥的人。
那么，金庸这一生，真正深爱过谁？是杜冶芬？还是真正与他同甘共苦的朱玫？答案不言而喻：一路走来，除了笔下的侠骨柔情，现实中的爱情，却成了他最大的牢笼。问他为何创作了那么多痴情侠客，却在婚姻里成为了缺席的那一方，他也许只能无奈地耸肩：有些人，用一生来成全别人的坚强，却换来永无回头的背影。
信息来源： 参考资料：金庸《金庸往事》、戴茂生口述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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