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首先解释什么是“刀客”，这里的“刀客”并非武侠小说里的武功高手，而是满清咸丰初年，在陕西关中地区出现了一种由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其他城市劳动人民和游民组成的松散型组织“刀客会”。这些人是以给商贾富户保镖为生。这些保镖一律持由临潼关山镇制造的长三尺宽二寸、极其锋利的“关山刀子”为武器，故民间称其为“刀客”。由于当保镖，难免出现人命，因此当地官府称其“刀匪”。民国后，“刀客会”逐渐渐衰。而这些人于是就打着刀客的旗号横行不法、残害百姓。时间一长，当地老百姓就把这些刀客当做土匪，而这位“双头刀客”就是当时的陕西第一悍匪。
1949年5月20日拂晓，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六军军长罗元发强渡渭河，展开解放西安的战役，上至下午2时古都西安解放。不久，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贾拓夫当选为西安市委书记和西安市市长，当时西安市下辖共12个区。
而王超北被任命为西安市第一任公安局局长。王超北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在1939 年秋至 1949 年 5 月在陕西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建立了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的西安情报处。
但这一切对于19岁的陈增福来说， 并不重要，真正让他终身难忘的这一年的9月10日，因为就是这天，他接受了王超北交他的一个重要任务，访查并拘捕陕西第一悍匪，有“双头刀客”之称的杜辛富。
当时的陈增福是西安市公安局刚刚招收进来的一名新警察，头天刚刚上班，按说应该安排学习观摩一段时间，可一个意外突然了，当时市局有一个追逃队，专门负责追捕本地或者外地要求西安警方协助追捕的重要逃犯。陈增福这边刚刚报到，追逃队队长毕克俭（相当于现在的刑警队）一眼看上这个机灵的小伙，一听又是初中毕业。就直接把陈增福选入了追逃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公安局市局局长王超北批转下来一封群众来信，内容大概是，举报人看见惯匪“双头刀客”杜辛富出现在西安大街上游荡，现在特向政府检举，请求政府将“双头刀客”绳之以法。
王超北在西安解放以来的三个多月里，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了数百封群众检举函件，但大多都由局办公室处理，但这一次例外，是由王超北局长亲自转发到追逃队，并责成追逃队“立即务必将其缉拿归案”。
毕克俭看到由局长转来的举报信后自然不敢怠慢，于是召来追逃队一队队长周梦公，让他带着新人陈增福，负责捉拿“双头刀客”杜辛富。周梦公二十四岁，之前从事军队保卫工作，西安解放后调入公安局工作。
毕克俭接着将检举信递给周梦公，信封上写着“西安市公安局王超北局长亲启”，其内容表示：日前本人在西大街“万福瓷器行”前看见“双头刀客”杜辛富,身穿白竹布短褂、黑布裤子,头戴白色帆布遮阳帽,手里提着一个细竹篾食盒,匆匆路过。特向公安局首长报告，请求政府迅即捉拿该匪,为民除害。落款是——“西安市民范庸”。
毕克俭随后又将原国民党原警察局留下的档案资料经整理编后也递交给周梦公，以备侦查案件时使用。 应该说，像“双头刀客”这样民愤极大的惯匪，国民党警察局为其就专门为其立过专案。周梦公与陈增福两人经查阅后，总算弄清楚了杜辛富的情况。
杜辛富，1905年生于陕西省耀县的一个地主家庭，自幼习武，经名师指点武艺十分高强，十二岁时凭把一柄单刀已经是纵横江湖，与人比武连战七场皆胜。十六岁那年他家与邻村富豪王大户因地产纠纷发生矛盾，王大户收买土匪郝老七将杜辛富祖父、父亲刺杀。不巧杜辛富正在山西做事，得知消息后星夜潜回老家，将王大户一家十三口斩尽杀绝，随后就被通缉。
七天之后，杜辛富在准备偷渡黄河前往山西时被捕。由于案情重大直接解往省城关押。尽管杜家花重金从北京、上海请来了名律师相帮打官司,但这等巨案要想法外超生几乎微乎其微,最后被国民党法院判处死刑。行刑那天，杜辛富饱餐一顿后被五花大绑送上囚车押解刑场。押到刑场验明正身后，刽子手就下手砍头，但据说刽子手接受了杜家的贿赂故意留了一手，真假不得而知。被斩后监斩官上前验尸，确认已经死亡，签字确认后让家属领走尸体。
杜辛富的家属用早已备好棺木，将尸体装入棺材后，送往西安东郊外的报孝寺停尸诵经三天，再将尸体运回家乡正式操办丧事。哪知就在这当儿杜辛富竟活过来了，把报孝寺里的和尚吓个半死，一干家属却是欣喜若狂。以当时国民党执行死刑的规矩，死囚行刑只须一次，刑场上没有杀死的就等于给了一回大赦。于是,杜家人立刻请来郎中进行救治，然后护送杜辛富返回耀县休养。
养好伤后杜辛富忽然不见了影踪，连家人也不知他去了哪里。半个月后省城发生的一桩命案原来，他潜入省城把当初那捉拿他的那个侦缉队长的脑袋割了下来，还把挂上了警察局院子里的旗杆。然后,杜辛富纠集了一批以前的狐朋狗友,啸聚山林，打出了“刀客会”的旗号。还报出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双头刀客”,意思是他已经被官府砍掉过一颗脑袋了,现在颈项上长的是第二颗脑袋。此时是1922年，杜辛富年方十七。
之后，杜辛富作案频频,血债累累。1946年春，杜辛富有一次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时，自称被他亲手杀死的人数就达八十九人，至于手下的小弟在作案时杀死的更是不计其数。杜辛富这二十多年来，凭着狡猾、狠以及高超的武艺，多次逃脱国民党政府、日伪军警和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追捕,有惊无险平平安安地活到了解放。
周梦公、陈增福两人查阅过上述资料后,吃惊得伸出了舌头。八十九条人命,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啊!，这真的是血债累累了。
此时周梦公向毕克俭表示，要一张张杜辛富的照片。毕克俭却说，没有照片，连国民党资料室都没有杜辛富的照片，国民党旧警察局为追捕“双头刀客”一共发出过十四次通缉令，每次郜是刊印着照片的，但留下来的档案里却没有一份通缉令样本，这让所有的都十分疑惑，直到杜辛富落网后才得知，因为旧警察局管理档案的警员接受了杜辛富的贿赂，悄悄将照片和卷宗都销毁了。
那现在该往哪里去弄照片呢，周梦公就想到图书馆翻旧报纸。当初杜辛富制造的那起灭门血案轰动全省，报纸不会不刊登，或许上面会有他的照片，万幸的是，当时的报纸真的刊印着杜辛富照片，接着二人把报纸送到照相馆去翻拍。
再往下就是跟检举信的作者范庸联系，向其了解详细情况。但封检举信竟是没有寄信人地址的。举报信是1949年9月8日下午两点寄出的，但邮局是无法提供什么线索的，信笺是用小学生练字用的描红簿的纸张印制的，信笺左侧竖条格外原本应当留有与右侧相同尺寸的空白，可这张信笺的左侧却没有，是被写信人故意裁掉了。显然写信人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出处。如此一来，范庸这个名字十有八九也是化名。
周梦公接着把信笺放到灯下观察，结果在信笺上发现若干字痕，分辨下来，写的是“蒜、萝卜、豆、盐、斤”等。显然，这张信笺纸在未写信前曾被人作为垫纸用来写过字,从内容看来,可能是某家酱园的账房先生或老板随手划拉的，于是二人开始对全市所有的酱菜园去打听。幸运的是，二人就跑了一天，就在第三区耀福街的“全味斋”找到了检举信的作者、酱园账房先生范庸——此人居然用的是真名!
此时发范庸也感惊，他说没想到警察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范庸首先自我介绍说，他是耀县人，其好友李甲子是杜辛富小时候的武友。在杜辛富成为“双头刀客”后还有来往。大约十年前,他去洛阳办事，拜访了当时的李甲子。晚上两人正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杜辛富带着两个手下上门来了，意思是，途经洛阳顺便来拜访。李甲子自是热情款待。
随后，杜辛富命两个手下望风，自己与李范饮酒闲聊，三人吃喝三个多小时才各自散去，临走时,杜辛富送给李甲子十两黄金，略微思索一下，又将随身所携的一块怀表摘下赠送给范庸。当时范庸并不知这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双头刀客”。直到杜辛富告辞离开后李甲子说了方才知晓，范庸差点没有吓死，当他离开李家时，把杜辛富赠送的那块怀表悄悄留下，附条子称“不敢领受”。这是范庸跟“双头刀客”杜辛富唯一的一次见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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