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上海刚刚解放，二十军参谋处长蔡群帆刚从前线撤下来，人还没歇口气，就急着向陈毅请了探亲假。
他不是什么喜欢走后门的人，但这次不一样。
他离开家已经九年了，连母亲最后一次送他上路的样子都快记不清了。
谁知道，等他回到家门口，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彻底愣住了。
门锁锈得发黑，院子里的草已经长到膝盖，窗户上积着厚厚的灰。
没人住，至少很久没人住了。
他推门进去，屋里一片死寂。
炕上是空的，墙角的旧箱子也没了，像是整个家被连根拔起。
他在门口站了很久，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邻居见了他，愣了一下，随后才认出是小蔡回来了。
那会儿村里人还习惯叫他“小蔡”。
邻居说，你妈早就走了。
国民党那时候查得紧，听说她是你这种“共产党的亲戚”，哪敢久待。
有人说她是去找你了，也有人说她被抓走了。
反正后来就没人见过她。
蔡群帆听完一句话没说，蹲在门口点了根烟，烟都快烧到指头了他才反应过来。
正这时候，有士兵跑来，说陈毅老总那边电话打来，让他立刻回去，说是，有人等他。
谁也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他妈。
当他推开陈毅办公室的门时，屋里坐着一个穿着整齐军装的老妇人，头发花白，眼角满是皱纹，可那双眼睛他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她，真的是她。
但问题也来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母亲会穿着四野的军装，坐在这里等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杨凤珠，蔡群帆的母亲，出身普通，早年丧夫，独自带大儿子。
旧上海的日子不好过，家里靠她缝缝补补维持生计。
蔡群帆小时候生病多，她常常半夜抱着儿子去排队看病。
后来大儿子得病死了，丈夫急火攻心也走了，就剩下母子俩相依为命。
那会儿，蔡群帆是读书人，念的是抗战、救国这些道理，后来因为参加抗日活动被学校除名。
他本来很愧疚，觉得对不起母亲，谁知道杨凤珠听说了反而一拍桌子：“你去干正事，家里有我。”
从那年起，他跟着新四军走了。
一走就是九年。
当了连长、营长，最后做到二十军参谋处长，经历了多少仗，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可这边，杨凤珠也没闲着。
儿子一走，她就成了“重点监控对象”。
国民党当时对“共党家属”查得特别狠，尤其上海这种大城市，情报网密得吓人。
她跑不掉，只能靠老街坊帮忙藏着。
后来实在撑不下去，是蔡群帆小时候的一个玩伴——那时已经是山东游击队干部——想办法把她接了出来。
到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杨凤珠本来只是想落个脚，吃口安稳饭。
可那时候条件太苦，没人闲着。
她主动要求干活，缝军装、做毯子、织军帽，什么都干。
后来部队编制正规，她就被调进被服厂，成了正式编制里的“后勤战士”。
日本投降后，她随四野去了东北。
那会儿东北是前线，国民党、地方军阀、苏联红军交错，情况复杂得很。
条件也苦，冻得人连话都说不出来。
杨凤珠一边照顾伤员，一边还要负责仓库管理。
她不识多少字，全靠记忆，把几百号人的物资账目理得清清楚楚。
再后来，她升了连级干部。
可她心里一直惦记着儿子。
打听不到消息，也没法写信。
听说上海快打下来，她就请了假，一路搭车搭船南下，想碰碰运气。
她到了军部求见陈毅，说她要找儿子，叫蔡和民。
军中查不到这个人。
她急了，说不可能啊，儿子是新四军出来的。
就在这时候，刘飞军长听说了，拍了下大腿，说：“蔡和民？那是蔡群帆啊！当初改名还是我建议的。”
联系上之后，就有了陈毅办公室那一幕。
母子俩见面那天，谁都说不了话。
蔡群帆把母亲抱在怀里，哽咽着喊了一声“妈”。
杨凤珠摸着儿子的脸，说：“我老了，你变样了，但我认得出你。”
那晚，办公室没人打扰。
他们聊了一整夜。
蔡群帆说他已经结婚了，妻子叫王芳菲，是部队里的军医，现在怀孕了。
杨凤珠听了，笑得合不拢嘴，说：“太好了，我也能抱孙子了。”
可惜这幸福的日子没维持多久。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蔡群帆奉命出征，王芳菲因为有医护经验，也随部队去了前线。
孩子出生后，全靠杨凤珠一个人带。
她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还坚持自己种菜、烧水、喂奶，谁劝她都不听。
五年后，王芳菲先回国，准备带孩子回家看看婆婆。
可一打听才知道，杨凤珠已经去世整整一年。
走得安静，没留下一句话。
她没告诉儿子。
怕他在前线分心。
等蔡群帆凯旋回国，刚下火车，就接到了这个消息。
他在站台上蹲下来，哭了很久。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的小名。
参考资料：
张云，《人民解放军老战士口述实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
李洪林主编，《新四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
陈毅，《陈毅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宋时轮，《东北解放战争回忆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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