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年初的福州城，夜里河风很硬，江面上灯火稀稀拉拉。福建省政府大院里，却是彻夜不眠。几名高官被绑票，外边的部队打进城来，电话线时断时续，省主席杨树庄只留下了一句“只能求援”，就让参谋把电报发往闽北，收信人是一个名字有些陌生、却马上要改变福建北部局势的人——刘和鼎。
这时的他，已经不是当年在北洋军里被人踢来踢去的小参谋，而是手握一个整编师、盘踞闽北的地方实力派。更有意思的是，这支后来在福建北部称王称霸的军队，却几乎是清一色的安徽兵。一个安徽军人，如何在闽北站稳脚跟，从边缘部队一路混成“土皇帝”，再到抗战、内战中屡次改头换面，最终在1949年以一个完整师的建制加入人民解放军，确实值得细细捋一捋。
一、出身仕宦之家的小军人，几度沉浮后握兵自重
刘和鼎生于1894年，安徽合肥人，字波鸣。家里不算寻常人家，祖父做过清朝封疆大吏，属于标准的旧官僚家庭。父亲没什么出息，一辈子活得有点“纨绔”的味道，这种家庭氛围，既给了他读书习武的条件，又让他从小见惯官场和权力，不太“老实”。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还在军校读书，就投身安徽革命派组织的“淮上军”，算是站在了清末革命一边。民国建立后，他又进入北京陆军第一预备学校，随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保定三期在当时很有名，后来新桂系大将白崇禧就是他的同学，两人还曾同住一间宿舍，一个睡上铺，一个睡下铺。这个细节看着普通，实际上在军阀混战年代，老同学、老乡关系经常能救命、能换前途。
1916年，他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长江上游总司令部任上尉参谋。听上去官不算大，也不算太小，问题在于，他是“革命军”出身，混进了以北洋嫡系为主的体系，自然不受待见。上级部队嫌他“来路不正”，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往外推，他被轮流调往湖南、四川、福建、安徽等地服役，相当于被踢皮球。
不过，北洋军内部虽然排斥他，却不能否认他业务能力还算扎实，升迁一路没怎么耽误。到了1925年，他已经混到中校军衔，在安徽陆军第二混成旅当参谋长。从“淮上军”到北洋系统，从上尉跑到中校参谋长，这十来年里，他的路子并不算风光，却打牢了一个基础——对各地地形、军队习气、官场门道，都摸了个七七八八，这为他后来在闽北扎根，埋下了伏笔。
而局势从来不会让人安稳太久。北洋奉系军阀张宗昌为了支援孙传芳，率兵南下，听说合肥城有部队起义后，迅速包围。独立第五师被困城中四十多天，局势非常紧张。刘和鼎作为参谋长，跟马祥斌一起死撑到底，直到友军赶来解围。守城是硬仗，命保住了，还算立了功。这一仗过后，独立第五师被扩编为暂编第十一军，下辖三师六团，刘和鼎顺势升任军参谋长，军衔、资历又往上挪了一格。
暂编第十一军扩编后，收编了不少投降部队，包括张宗昌部将张敬尧、袁家骥的部队，改称教导第一、第二师。纸面上声势浩大，内部却埋下祸根。1927年夏，部队奉命北上，打到山东济宁时，突然遭遇北洋军反扑，被迫退守毫县。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敬尧、袁家骥曝出“诈降”真面目，先绑走马祥斌，再倒向张宗昌。
军心一时大乱，剩下的张敬芝、阎统贯商量后，只能推举熟悉情况的参谋长刘和鼎接任军长。这次“被架上去”，看似是无奈之举，但对他来说，是第一次真正握紧军权的机会。接手一看，麾下只剩四个团，纸面上的第三师干脆跑没影了。他立刻做了一个非常实际的决定——缩编，把番号改回独立第五师，放弃虚胖的“军”架子，保住还能掌握的实在兵力。
为了防止“被吃掉”，他选择找靠山。当时新桂系第七军驻扎安徽，他想起了在第七军担任作战科长的同学兼老乡刘尚志，通过他向新桂系主将李宗仁发电报告急，希望投靠。很快，刘尚志被调来第五师当参谋长，独立第五师也顺势挂上了新桂系的招牌。说白了，这一步，是从北伐体系里的“杂牌”，又挂靠到了李宗仁、白崇禧这一派。
1927年冬，新桂系与湘军第二、六军一道西征，打垮了唐生智控制的武汉政权。独立第五师跟随作战，先入宜昌，又转战湘北。表现尚可，新桂系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就让这支部队留守宜昌，掌握鄂西十八县军政大权。刘和鼎等于是第一次尝到了“半个土皇帝”的滋味，权力、地盘都握在手里。
不过，新桂系集团对这支“外来投靠”的安徽部队始终不放心，为了控制它，以扩编为名，将原北洋军第七师吴新田残部、第十九路军部分部队等塞进来，把独立第五师改称第五十六师，又派出新桂系悍将、号称“小张飞”的张义纯出任师长，刘和鼎只能当副师长。更微妙的是，张义纯还是他的表亲。桂系算盘打得很清楚：有亲戚关系，表面上不会闹大事，实权却转到了桂系人手中。
从这一步看得出，刘和鼎虽然将部队拉进了新桂系“体系”，但根子始终不在桂系那边，他和手下的安徽骨干，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外来户，随时可能被削权。
二、从“表亲师长”到闽北“土皇帝”，第五十六师的势力扩张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和桂系撕破脸，新桂系败势明显。刘和鼎看得很明白：靠在桂系这棵树上，风向一变就可能被连根拔起，是个危险位置。他悄悄酝酿动手，借团长蒋炎带头，串联全师官兵，在驻地贴出“打倒张义纯”的标语。张义纯从武汉开会回来，一看局势不对，立刻跑路。这一招可以说是“倒戈不流血”，既赶走了桂系空降的师长，又避免内部大打出手。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对这出戏很感兴趣。一个桂系系统的师，居然主动把桂系师长赶跑，这对他削弱新桂系实力是再好不过的事。他顺水推舟，承认刘和鼎“官复原职”当第五十六师师长，还下命令调这支部队去闽西对付朱毛红军。
1929年8月，第五十六师的师部和一部分旅乘轮船到厦门，再转汽车进闽西永定、龙岩一带，和红军打了几次遭遇战，互有损失，但总体上没占到什么便宜，倒是因为水土不服，损失了上千名士兵。更糟糕的是，此前留在安徽的第168旅，在石友三叛变时被缴械带走，只剩一个空番号。为了保住这块牌子，刘和鼎、刘尚志在南京费了不少口舌，才让蒋介石答应保留。随后，刘和鼎又跑回安徽老家，靠着个人关系和乡党网络，重新招募大批安徽青年填补缺额，这也使得第五十六师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安徽班底”的特点。
1930年年初，福建省局势突然失控。闽北地方武装头目卢兴邦、卢兴荣兄弟绑架省政府六名高官，还派兵攻打福州，想趁乱夺取福建军政大权。福建省主席杨树庄在无奈之下，只能向第五十六师求援。
第五十六师毕竟经历过军阀混战，是正儿八经打过大仗的部队，装备和训练水平都不是地方团练能比的。进驻福州后，在几次交锋中就把卢兴邦部打回闽北老巢。杨树庄以为解决了眼前麻烦，却没想到，来的是更难应付的角色。部队逼近卢兴邦根据地外围后，刘和鼎突然“按兵不动”，一边拖延，一边通过中间人向省政府开价。直到省里同意拨付五万元，他才继续推进。
这五万不是小数，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天价”。靠着这场“讨伐”，第五十六师借机插手闽北各县军政事务。除卢兴邦老巢尤溪、沙县、永安一带外，闽北二十多个县大多落入他的势力范围。他也就顺理成章取代卢兴邦，成为新的“闽北王”。
地盘有了，钱也开始源源不断流入。蒋介石此时对江西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第五十六师奉命参加，以五个团兵力驻守将乐、建宁、泰宁等地，号称是“围剿主力”之一。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蒋介石对他有所倚重，实际上，既是使其牵制红军，也是防止他在福建独大，一举两得。
1931年5月，红军由防守转入反攻。第五十六师还没完全弄清变化，就得知红军先头部队突然出现在建宁城外。第二天一早，红军自北门发起攻击。建宁守军本就兵力分散，加上战斗素质远不如红军，打到下午两点左右，城防已经崩溃。
刘和鼎在混乱中与第167旅旅长刘尚志失去联络，被迫带着警卫营从东门突围。负责掩护的第336团团长汤霖和警卫营营长朱瑜在激战中阵亡，他只带着参谋处长甘复、建宁县长马鸣鸾和十几名亲兵逃出重围。等回到安全地带，统计战损才发现，原本五个团的兵力，只收拢到五百多人。
这一仗，对第五十六师来说是沉重打击，对刘和鼎本人更是心理上的重创。据记载，他在得知损失情况后情绪失控，当场痛哭，拔出手枪准备自尽。随从副官尚永春眼疾手快，抱住他抢下手枪，再加上部下苦劝，他才熄了轻生念头。这一场建宁溃败，让他看到，这支靠安徽兵撑起来的部队，在真正高强度的遭遇战中，面对经验丰富、组织严密的红军，差距大得惊人。
战后，他只得再次回安徽老家招兵，把老乡、亲戚关系几乎用到极限，才把部队补到一个像样的规模。就是在这个当口，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局势骤然紧张。蒋介石以“共赴国难”为名削减杂牌军军费，第五十六师每月经费从二十八万元锐减到七万元。这种幅度的压缩，几乎等于“自谋生路”。
没钱就得自己想办法。刘和鼎在闽北各条河道中开征“护航捐”、“木排捐”，对来往商船、木排收取费用，并默许当地土豪劣绅发展黄、毒、赌，作为黑白两道的“保护伞”。这当然让百姓叫苦不迭，却迅速积累了可观的资金。两年多时间，第五十六师就攒下百万元以上的结余，在那个年代，这相当于一支中等规模军队几年的军费。
这种盘剥式经营，也让这支“安徽师”在闽北越来越被视为外来压榨者，地方民怨很重，埋下不少隐患。
三、闽北“土皇帝”的抗战角色与黄河决堤，建制一路改头换面
1933年8月，中央苏区红军东路军入闽作战，第五十六师防守的将乐、顺昌、延平三城被红军包围。三处中，以顺昌的战斗最为激烈。红军围困顺昌达三十九天，城内粮食见底，士兵、百姓皆处困境。
刘和鼎早有防备，在建瓯县城郊修了一个小机场，又向南京借来四架小运输机，每日向顺昌城内空投大米、麦片、饼干等物资，勉强维持守军士气。这种办法在当时并不多见，属于较早利用空运补给前线的例子。顺昌最终没有失守，负责守城的第三三一团团长冯邦帧立下功劳，后来升任第166旅旅长，抗战期间再接任第五十六师师长。
同年11月，驻闽西、闽南的第十九路军在福州举起反蒋旗帜，成立所谓“人民革命政府”。第五十六师名义上受第十九路军节制，福州方面也向刘和鼎发出委任状，希望他支持“闽变”。但双方心里都清楚，那只是一纸形式。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反而因为此前的“反桂投蒋”而有了基础。
蒋介石急于平定“闽变”，便提拔刘和鼎为第三十九军军长，兼讨逆军第九纵队总指挥，对于多年谋求“军长”头衔的他，这无疑是巨大诱惑。他也毫不犹豫地向南京靠拢，甚至同意让蒋军主力伪装成第五十六师旗号，在闽北山区迅速穿插，便于对“闽变”军事集团形成包围。
在平定闽变的战斗中，第五十六师确实出了一份力，派部队协同宋希濂率领的第三十六师攻打延平，俘虏了第十九路军师长司徒非。随着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离开，闽北的红军游击队力量削弱，第五十六师被留在闽北，配合浙江保安部队围剿黄道、黄立贵所领导的游击队。
不过，由于第五十六师官兵多为安徽人，与当地百姓语言不通，再加上长期以来在地方横征暴敛，既不得人心，又缺乏精确的地方情报。到1936年9月被调离闽北时，这些年“围剿”的战果并不显眼。闽北这块地盘，是它发迹之所，也是它声名狼藉之地。
1936年秋，第三十九军（实际仅辖第五十六师）被调往长三角地区，承担修筑防御工事的任务。转眼到了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淞沪会战成为全国关注焦点。第三十九军奉命开赴淞沪战场，负责浏河口、罗店一线防务。
从战况来看，日军攻击火力集中在部分要点，并未把第五十六师作为最主要打击目标，因此该师损失相对较小。但也因为前线伤亡惨重，上级不得不从各部抽调兵力支援。第五十二师几乎打残，左翼军司令张发奎从第五十六师抽走两个团补充前线，使刘和鼎手下只剩四个团。此后补入的士兵，多为襄枣地区的湖北新兵，安徽老兵比例逐渐下降，部队内部成分开始多元化，原先“安徽帮”特色被冲淡。
1938年夏，为阻止日军继续沿平汉线和陇海线深入，中国军队最高统帅部做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决定：在河南中牟附近的黄河花园口炸开堤坝，以洪水阻挡日军南下。这一行动直接改变了豫东、皖北等等大片区域的地理和民生，历史影响极大。
执行这一任务的，正是第五十六师和新第八师蒋在珍部。第五十六师负责部分警戒协调，新八师则以平射炮直接轰击堤坝。最终炸口成功，黄河改道，大片中原土地成了泽国，新八师被历史记为“黄河决堤事件”的直接执行者。第五十六师虽然未扣上“头号罪人”的名头，却因参与行动，事后得到三千元秘密奖励。这笔钱，在账目上自然不会明写缘由，却足以说明当局对他们“配合”的态度。
抗战中后期，第五十六师的情况越来越尴尬。安徽大部分成为敌占区，原先赖以为本的钱粮、兵源都被切断，战斗力明显下滑。为了维持第三十九军的架子，1940年，蒋军将第一补训处改编为暂编第五十一师，师长是黄埔一期的贺光谦，然后交给刘和鼎统一指挥。名义上力量增加，实际上，各师兵员质量参差不齐，补充又时断时续，战斗力已不复闽北时期的那种“地方强悍”。
在河南、湖北战场上又辗转了三年后，1943年，新桂系势力卷土重来，对杂牌部队整编吞并。第三十九军归入新桂系系统，刘和鼎表面上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实则被架空。他不甘心成为“挂名长官”，干脆以进陆军大学进修为由，离开部队把军长位置交给老搭档、亲戚刘尚志。
四、改编、北平起义与解放军序列里的“第五十六师旧部”
说完人，再看这支部队的“番号命运”。
抗战胜利前夕，第三十九军军部和暂编第五十一师相继被裁撤，大量官兵被编入第五十六师，使其在人数上又膨胀了一阵子。此后，第五十六师的番号归入国民党嫡系第九十二军序列。纸面上，它从安徽出身的“杂牌”，变成了编制上的“正规嫡系”，但资历问题、兵员来源问题一直没完全解决，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仍属战斗力偏弱的一类。
解放战争爆发后，第九十二军被调往华北战场。由于第五十六师多年来战力不强，更适合扼守交通线、扮演后方守备角色，上级一般不会把最激烈的正面会战任务交给它。这既是对其能力的判断，也反映出国民党在华北兵力调配时的现实考虑。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第九十二军及其第五十六师在傅作义部队的总体安排下宣布起义，整建制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这支在军阀时代起家、转战安徽、福建、河南、湖北等地，几度改换门庭的安徽小军阀武装，终于以一种相对完整的姿态，结束了国民党序列中的历史。
北平起义后，第五十六师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五师。这个新番号虽然只存在了不长时间，却完成了一个关键任务：将这批原国民党旧部在纪律、组织、政治教育等方面，逐步纳入解放军体系。
1949年5月，独立第五十五师再次被拆分编入解放军第六十六军各师之中。士兵与军官根据需要被分别分配，这支旧日“第五十六师”的人马，就这样分散在新的建制当中。到了1950年，第六十六军的部分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许多出身于安徽、又在闽北混迹多年的老兵，已经穿上了志愿军军服，在朝鲜战场上以全新的身份出现。
从时间线上看，这支部队从1910年代刘和鼎踏入军界，到1949年改编为解放军，再到1950年前后部分旧部参加抗美援朝，整整跨越了三十多年。期间经历北洋、北伐、蒋桂战争、围剿红军、“闽变”、全面抗战与解放战争，几乎每一次大的历史拐点，都能看到它模糊的身影。
如果把目光收窄，只看第五十六师在福建北部的那段岁月，会发现几个颇耐人寻味的特点。
一是这支部队的“异乡性”。骨干大多是安徽人，却在福建北部长期驻扎、抽税、征兵，与当地民众保持着一种既压迫又疏离的关系，语言不通、风俗不同，使得它很难真正融入地方社会，只能依靠强制手段维持统治。
二是典型的民国军阀式生存方式。中央给的钱不够，就在地盘上开捐、纵容黄赌毒，表面上响应“围剿”“抗战”等中央号召，实际上兼顾自身利益，能躲则躲，能赚则赚。比如五万元“讨伐费”、百万元“积储”，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三是其建制之“顽强”。许多地方军阀武装，在军阀混战中被消灭、吞并，番号早早消失。而第五十六师却先后被纳入桂系、中央军、再并入桂系、最终改编为解放军单位，建制始终没有在战场上被一笔勾销，这在同类部队中确实不多见。
如果说刘和鼎有什么过人之处，那便是不管站在哪一边，都能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缝隙。他既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一线名将，也谈不上有什么宏大抱负，却能在大动荡的时代里，把一支从北洋体系里流出来的部队，带到了1949年的北平城下。这种“顺势、趋利、保身”的风格，在军阀群像中并不少见，但经过多次改编仍保持相对完整的部队，毕竟只是少数。
至于第五十六师的官兵，当初从安徽乡间被拉出来时，很难想到，自己会在福建山地、上海前线、河南黄河边、华北平原乃至朝鲜战场上辗转一生。对他们而言，番号换了几次，旗帜换了几面，真正贯穿三十多年的，是军旅生活本身，以及在一次又一次被动选择中的随波逐流。这种命运，既是那一代人的缩影，也是民国军阀部队从兴起到消散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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