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末，中央苏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中央红军主力准备长征，部分力量被留在原地防守。
项英被任命为负责中央分局的主要军事与政治领导，承担起带领一万多名官兵和机关工作人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继续守护苏区的任务。
项英当时把守住苏区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认为一旦放弃阵地，等于放弃了政治基础。
他判断主力将在湘西或湘黔边取得胜利并回师相救，因此选择坚守等待支援。
与项英不同，陈毅根据战场实情强调战略调整，主张尽快承认现实失败，转而开展游击战，保存实力并保持战斗力的延续。
在局势紧张的初期，项英坚持用正规化的编制与集中兵力来应对敌人，这一思路在牛岭战斗中遭受挫折。
项英调集多支部队进行正面攻击，试图以数量优势突破敌方防线，但结果是部队被敌人分割包围、遭到严重损失。
牛岭之败直接暴露了集中化作战在敌人采用严密防守与步步推进战术下的脆弱。
败仗引发了内部讨论，更多人开始认可陈毅关于转入游击战、分散保存力量的建议。
与此同时，中央电台通信受阻、地区被封锁的现实，使得苏区的组织体系和后方庞大机构逐渐成为负担而非优势。
遵义会议后的中央指示带来了关键的战略调整。
中央明确要求在中央苏区及邻近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改变以往的组织方式，精简不适合游击战的庞大机构，并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以加强军事协调。
中央的指令促使中央分局放弃集团出动计划，转而以分路突围和分散保存力量为主。
自2月中旬起，被围困的约一万名红军和机关人员开始按新的部署陆续分路突围。
突围过程充满艰险与牺牲。
部分先行部队在渡河与突破封锁时遭遇敌阻击，贺昌为掩护突围而牺牲，其他部队也在封锁线上受到重创。
中央电台密码更换导致通信断裂，中央分局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处境更加孤立无援。
项英与陈毅在多次突围与行军中被迫断定战术方向：为了保存实力，必须借助地形与群众基础，开展游击战。
项英从一名偏重行政与机关管理的干部，逐步转为依靠群众、利用地形开展游击的指挥者。
突破困境后，项英与陈毅带领残部转入赣粤边油山地区，会合地方游击力量，形成一支新兴的游击主力。
该地地形复杂、群众基础较好，成为开展长期游击斗争的现实选择。
项英在油山一带的活动体现出他在策略上的调整：从守据点与组织机关的固守思路，转变为分散保存、灵活机动并与群众紧密结合的作战模式。
游击队在艰苦环境中采取的务实措施，如允许体弱人员自愿返乡并发放路费、保持离队人员后续回归的可能性等，有效稳定了队伍，减少了非理性的人员流失。
敌方的叛变与渗透始终是游击环境中的严重问题。
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行为多次威胁到项英与陈毅的安全。
一次叛变者伪装成友军并试图寻找项英与陈毅时，靠山地地形的险要与游击队的警惕，叛变者未能成功。
项英与陈毅在此类危机中学会了更为严格的保密与警戒，以减少被出卖与被俘的风险。
长期的严峻环境也促成了指挥方式的调整：更加注重与群众的沟通、依靠地方情报与民间支持来保障游击队的生存与机动能力。
三年游击战争的实践，既是对部队耐力的考验，也是对领导者应变能力的磨炼。
项英在这段时间里逐步掌握了游击战的关键要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保存实力为首要目标，利用地形优势和群众支持，开展灵活机动的打击，以小规模的行动逐步扩大影响。
到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时，项英参与了南方游击力量向新四军的改编工作，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分散在八省十四地区武装的整编任务，为新四军提供了重要的骨干力量。
这一阶段的组织与整合工作，显示出项英在指挥能力与组织动员方面的成长。
从整体来看，项英的经历反映了一个从行政型干部向实战指挥者转变的过程。
初期的战略误判带来了沉重代价，但在随后的实践中，通过与基层的结合、在游击战中的磨练与调整，项英逐渐适应了新的军事现实。
最终，项英在江西赣南与粤赣边的坚持，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军事力量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人力与组织基础。
这段历史既展示了错误判断的严重性，也反映出在艰苦斗争中通过修正与适应所能达成的成长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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