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的大后方，学生们如何因为孔祥熙，开始一步步厌弃国民党|孔祥熙|梅贻琦|蒋梦麟|西南联大|郑天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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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的变化在西南联大学生对国民党征调译员的冷淡反应中可见一斑。

1943年11月，西南联大为响应国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征调译员的号令，经校务会议议决，四年级男生全部参加军事委员会翻译人员训练班（以下简称译训班)。凡是参加译训班的学生，“即作服兵役论”，学校保留学籍，并可免修32学分及军训、体育等课程，如逃避受训（体检不及格者除外），则作逃避兵役论，开除学籍。

在此之前，联大常委梅贻琦和训导长查良钊于11月9日召集全校学生训话，号召学生踊跃参加译训班，支援抗战。梅贻琦之子梅祖彦也参加了译训班。

1、孔祥熙演讲事件

但学生的反应不如预期中热烈。1944年2月，有学生二人向总务长郑天挺表达对此次征调的不满，被郑训斥为“无理更无礼”。负责联大译训班事务的蔡维藩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动之以情：“诸位，这是牺牲，百分之百的牺牲”，并承诺译员中有10%的人将有留学机会，可谓“利诱”与“感情”双管齐下，终于征调了300名学生参加译训班。

但见诸联大校务会议记录中的是许多人“未曾应征”，“屡经告诫，复置不理”，或入营后“离职潜逃”，被学校处以开除。译训班学生的抗拒态度在1944年3月11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对联大学生发表演说时集中爆发。

1944年3月5日，联大译训班正式开班，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也在这天来到昆明。孔似乎早已忘记两年前联大学生的“倒孔”行动，主动表示要对学生发表演说。蒋梦麟以学校没有演讲场地为由婉拒，孔却没有听懂蒋梦麟的言下之意。

演讲于3月11日上午9时至11时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联大总务长郑天挺吸取两年前倒孔运动的教训，决定事先封锁消息，直至演讲当天早上7时才贴出布告，“以免横生枝节”。为保证万无一失，头天晚上9时他亲自送布告至联大职员刘康甫家，“坚嘱今日万不可贴，明日更不可误”。为此，郑天挺自嘲神经过敏，慨叹“防学生如此，又何为哉！”

3月11日晨，郑天挺来到云大至公堂，见会场已布置完毕，但场地过小，又心念演讲布告是否已贴出，遂赶到联大校内去查看，恰遇查良钊，得知布告已贴出，这才放心。

按照会议安排，译训班学员立于会场中间，两旁分别是联大学生与云大学生。演讲开始前，郑天挺与查良钊、陈雪屏再次来到至公堂，发现会场十分拥挤，就连走道都挤满了学生。译训班学员及一部分晚到的联大学生被拥堵在会场外，心情十分焦躁，正在“鼓噪退席”。

会议主办人黄仁霖上台“大喊数声，宣布静肃”，招来台下学生的讥笑，情形很不妙。此时蒋梦麟、梅贻琦等陪同孔祥熙也到达会场，学生“嘘声大作，竟莫可阻止”，以致蒋梦麟致介绍词时，台下的郑天挺根本听不清楚。

对孔祥熙的讲话，学生同样报以嘘声一片，后来才逐渐平息。郑天挺在当天日记中用略带讽刺的笔调评价道：孔祥熙处此乱局“音声态度极从容镇定，亦可佩也”，同时也庆幸未提前透露消息，否则必有人借机运作，结果更不堪设想。孔在奏乐声与学生的嘘声中结束了他的“训话”。

关于这次“倒孔”，在场者由于各自观察角度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文本。梅贻琦在日记中如是记载：“堂小拥挤，秩序稍乱，幸不久即平靖，此场得圆满结束，非初料所及也。”

寥寥数语，轻描淡写。字里行间却也透露着他作为学校行政领导高度紧张，担心出事却安全过关的心理。所谓“幸不久即平靖”“非初料所及”是也。

作为此次“倒孔”的主体——译训班学生，他们是怎样自述的？

一位学生在两年后回忆，事前译训班负责人谓孔祥熙要来班“慰劳”学员，并令学员们整理内务迎接孔的到来。待到“慰劳”当天，学员却忽然接到命令去云大至公堂“听训”，“慰劳”霎时变成“听训”，学生们顿感不快。

无独有偶，这些参加译训班的1944届学生大多是1942年“倒孔”运动的亲历者，对两年前的倒孔旧事还不及忘却，却迎来了孔祥熙本人造访联大。他们强忍着愤怒之情赶到会场，又被堵在会场外达半小时之久，新仇添旧恨，有人开始“嘘”，有人大喊“打倒孔祥熙”。

对于孔的“训话”经过，学生如是叙述：

在讲堂内外一片喊叫和嘘声之中，孔祥熙还厚着面皮爬到台上大讲其祖宗孔子之道，说他是孔子的七十几代后辈，他们孔家从来不想做官，可以以他为证，他之所以在政府中任职，实在是不得已。他又说青年看事，常常只受到别人的宣传便乱说一顿，希望大家以后看明白了事实真相再下判断，要理智一点，不要受别人利用…同学们啼笑皆非，更有力地嘘起来。

当时蒋梦麟氏幽默地说：“因为同学们都想瞻仰孔院长的风采，有些人看不到院长，所以秩序乱一点。”在郑天挺看来，此次演讲尴尬收场，根本原因在于“不应有此讲演。蒋师（指蒋梦麟）既以无礼堂婉辞，早当知几而止。彼既不自知，又无人能以忠实告，致蹈此局”，笔间充满对孔的嘲讽。

事实上，联大教授们对孔祥熙亦充满牢骚。

2、“孔祥熙演讲事件”的影响

孔祥熙在对学生演讲之前，已于3月9日约集教授们开过茶话会。会上，联大教授杨石先和查良钊分别述说教授生活和学生生活的困难。由于教授们争相“诉苦”，校长梅贻琦为避尴尬，只好临时宣布茶会结束。当时在场的朱自清认为孔祥熙在会上的讲话“蹩脚而荒谬”。

教授对孔此次来昆观感恶劣，不仅由于孔的贪腐行径尽人皆知，也与孔对联大教授的薄遇有关。作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手握财权，但此次来昆允给联大师生的“救济”却少得可怜：建筑费300万元（仅够建30间房)、周转金300万元、教授讲座50席（每席每月1万元，以2年为期)、补助学生30万元。这自然与教授们的预期相差甚远，“众大哗”，又加之两年前的“倒孔”旧事，何怪学生嘘声一片，教授亦笑其“不自知”。

西南联大的两次“倒孔运动”，都并无中共预先谋划。孔祥熙代表着国民党高层，学生“倒孔”其实就是反对国民党。第二次“倒孔运动”发生一个月之后，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唐纵认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或许对重要人事有所改革，唐在侍从室的同事陈芷町却不以为然：“总裁能将孔罢免以大快人心否？”

在陈看来，不罢免孔祥熙，说明蒋介石根本没有改革的诚意。

其实唐纵本人也观察到：“政府如勇敢接受人民不满之情绪而加以强烈之改革，则人心归于一统，而天下定，否则必有分裂而发生剧烈之变动。”

青年学生痛恨孔祥熙，源于对当局的不满，因而，当局要重获人心，就应罢免孔祥熙以示改革决心。但国民党并没有改革的决心，反而走在日益腐化的途中。就连陈布雷亦对唐纵说，蒋介石没有彻底改革决心！

社会各界人士一旦看清这一点，也就对国民党日益死心了，人心也就变了。

第二次“倒孔”过后3个月，郑天挺也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以往大家“谈军事多归罪于何、谈财政多归罪于孔。今日多进一步以责极峰者，甚者有谓改弦之后必胜于此”。“极峰”者，指蒋介石，即时人愈发将批评矛头直指蒋介石本人，而不再像1942年“倒孔运动”那样大喊“打倒孔祥熙”的同时，也喊“拥护蒋主席”。

这就说明联大学生不仅从抗战中期政治热情的沉寂期中苏醒过来，而且比第一次“倒孔运动”时批判得更彻底。

此时普遍的看法是，光是打倒几个贪官污吏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时代的政治意识趋向于更彻底的觉醒。这是1944年春天以来时局与人心的重大变化人心之变不独体现于联大学生的第二次“倒孔”，也体现于教授心态的微妙变化。

1944年4月30日，蒋梦麟在清华大学33周年校庆上大胆地说：“西南联大是中国的民主堡垒。”在场的朱自清听了之后，认为“这是个勇敢的发言”。教授心态的变化还体现为1943年时生活虽苦，多数教授仍主张服从抗战大局，反对绝食、募捐、辞职等激烈行为，教授与当局之间尚属同心同德。

及至1944年夏，围绕对当局的态度，联大教授内部却发生了激烈的分化。一种观点认为知识分子应有批评政府之自由，这样才有改善的可能，张奚若、周炳琳、钱端升是主要的持论者；一种观点却认为教授发言应当谨慎，以免为政治势力所利用，梅贻琦、吴正之、罗常培大致持此种论点，双方为此而“大生争论”。

由此可见，教授的分化也逐步明显。

3、如何保存力量？

皖南事变发生后，大后方学生运动陷入整体低潮，中共在这一阶段采取了何种政策措施来保存力量？

事实上，皖南事变发生前，当1940年初国民党接连在山西和河北向共产党军队发起进攻，屡次制造“摩擦”后，中共中央就指示大后方党组织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总方针。这一方针后来被证明是适于这一时期的，但从提出到切实执行，还经历了一段时期。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强调：大后方党组织“不再是以发展为主，而是以巩固为主”。但抗战初期国共关系一度较好，被周恩来形容为“轰轰烈烈，空空漏洞，张牙舞爪，到处吓人”的“救亡作风”在大后方党组织中相当盛行，因此，十六字方针一时未能切实贯彻。皖南事变后，大后方形势日紧，1941年5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要求“所有暴露了的干部应坚决地勇敢地撤退”；党员撤退后不转党的关系，仍与原组织联系；“不开支部会，仅个别接头”。

随后，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将之进一步具体化，也就是大后方党员应勤业、勤学、勤交友（即“三勤”政策)，实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

1941年初，当西南联大第一代学运干部袁永熙等人因皖南事变而离校时，第二代学运干部马识途、何功楷等人却因皖南事变而入校。待到袁永熙于1944年返回联大复学时，马识途等人已在联大重新成立了党支部，学生运动开始复兴，两代学运干部重新汇合到一起，可谓从四面八方来，向一个方向去。

马识途原名马千禾，原为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1941年春，鄂西特委组织遭国民党破坏，马识途之妻被捕牺牲。事后，南方局撤销鄂西特委，指示马识途“长期埋伏”。去哪埋伏呢？马想去延安，但南方局西南工委书记钱瑛却认为马是四川人，社会关系多，又有白区工作经验，劝他留在大后方工作。马识途最终接受钱瑛的意见，考入西南联大。

同在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有齐亮、王世堂。齐、王二人是重庆南开中学同学，同在1939年春入党，又一同于1941年秋考入联大，后来均成为联大学运骨干。

无独有偶，曾与马识途共事、担任过鄂西特委与南方局之间联络员的何功楷（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的堂弟）也在1941年秋天考入云南大理的华中大学，1942年转学到联大外文系，与马识途重逢。重逢何功楷，马识途的组织关系得以从南方局转到了昆明，从此直接受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领导。

1943年，马识途、齐亮、何功楷三人组成以马为书记的党支部。此外，彭华林、陈彰远等几个中学阶段就相互认识的中共地下党员也在1941年秋天考入联大。

他们遵循“转地不转关系”的原则，组成了一个5人党小组，仍与重庆的上级党组织联系，不与郑伯克领导的云南党联系。

1942年1月，他们入学半年即发生倒孔运动。运动虽系自发，但运动的结果却使得大家辨识出同路人。

人以群分，这些志同道合的学生渐渐形成以马识途和齐亮为核心的联大左翼学生圈。其中，有的人已在中学阶段入党，有的虽未入党，但有入党的强烈意愿。1942年至1944年，他们以实际行动在学校贯彻“三勤”政策。

4、“三勤”政策

“三勤”政策首先意味着“勤学”，学好功课才能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

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在所拟的青运方针提纲中强调：“每个进步青年，在学校中第一个任务是学好功课，精通科学”，甚至提倡出国深造，毕业后“去当大学助教、讲师、教员及中小学校教员、校长”。这一点在西南联大这样的精英学府尤为重要。

许多联大左翼青年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例如哲学心理系地下党员汪子嵩高中时就入了党，平日里“是一个规矩的学生，在课堂上认真记笔记，考试时往往得全班最好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

一方面，左翼青年要保持优异的成绩，从而利于革命工作的开展；一方面，从事革命将占用大量学习时间，保持成绩非常困难。想要兼顾命与读书，折中的办法是选择课业较轻的专业。马识途本在外文系，因为学外语功课太重而转到了功课较轻的中文系。

这大概是史学系、中文系学生一向走在学运前列的原因之一。文史专业学生在学运中表现活跃的一原因是，主动选择文史类专业，本身就是关心政治的表现，盖“君子不器”。

这确乎是事实，何兆武解释自己从联大工学院转到历史系的原因时说：“那时候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战争，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可见，对政治、历史等宏大问题感兴趣的学生更容易选择“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系，因此战时历史系呈现出比其他专业更紧跟时代的特点。

左翼青年的另一个快速提高成绩的办法是集体学习。联大早期的进步团体群社就有集体学习的传统，即同一门课的选课同学组成学习小组，规定每人应该看多少书，看完之后负责向其他同学报告阅读内容，这样省去很多时间，功课好的也能帮助功课差的。

教授金岳霖为此感慨：“这些人平时不上课，考试时总是很好，真没有‘办法’。”群社解体后，集体学习的传统却在联大保持下来，其结果是，左翼青年虽然忙于革命工作，考试成绩却很不错。许多人毕业后即留校做讲师助教，成为校园的革命火种。

“三勤”政策之“勤业”由于在校学生尚未就业而仅限于为同学们争取福利等事项。中共联大党支部经过研究认为，联大学生大部分靠贷金生活，最关心的就是伙食。

因此，在联大，勤业就是改善伙食。这时，三青团已连续数届领导学生自治会，却无所作为。毕竟贷金数额太少，他们视办食堂为畏途。一位三青团员后来回忆道：“在公费伙食不足之下，伙委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人人避之不及。我们力捧左派学生出任。”

地下党员齐亮和经济系学生罗长有决定“啃硬骨头”，为大家办食堂。他们精打细算，认真监厨，到了月末还能节余一点钱让大家吃肉改善生活。这个膳团由于参加者都是男生，被同学们戏称为“和尚食堂”。由于贷金金额有限，“和尚食堂”再是精打细算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于是，齐亮率领同学们向校方要求把贷金金额从原来的1464元增至3000元，否则罢课。校当局决定由学校出面向教育部请求增加贷金，不提学生威胁罢课之事，并贴布告禁止学生发表匿名壁报议论贷金。

由于增加贷金的要求最终得到了满足，学生们大受其利，这为齐亮后来竞选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打下了群众基础。

“三勤”政策之“勤交友”就是多交朋友，团结大多数人。

如前所述，倒孔运动发生后，原本各自“隐蔽”而互不相识的左翼青年纷纷搬来马识途和齐亮所在的宿舍，通过这些人，马、齐又结识了更多的左翼学生，也启蒙了一些原来并不进步的人。

例如，马识途的室友吴国珩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富家“少爷”，独来独往，顾影自怜。马主动接近他，热情开导他，渐渐地，吴国珩由欣赏马识途个人而发展为服膺于他所宣传的“主义”，和马识途一起参加倒孔游行，一起编写“四十年代”壁报，后来又一起办《大路周刊》，从此走出了他那孤独狭小的生活，汇入革命的队伍中。

1947年，周恩来对西南联大执行“三勤”政策的成效进行了高度评价：“执行‘三勤’政策的云南党一经上级推动，即在民主来潮时起了模范的作用。”

“三勤”政策使中共在1941-1943年的低潮期保存了干部，避免了无谓牺牲，为1944年学生运动的再起准备了队伍。联大出色地执行了这一政策，但位于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却执行得不好，因为执行者的个人素质亦是变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