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响起枪声，没人知道那被捆住的女人最后看了什么，朱枫临死前吞下二两金子，她女婿王昌诚说以后就别再回来了，这两件事像两根生锈的铁钉，钉在两岸谍战最深的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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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浙江一个富商的女儿，本来该在绸缎堆里、香炉烟气中过完这一生，1937年炮弹炸碎了她家的金丝楠木窗，她就开始卖祖上的田产，把钱捐给抗日的人，丈夫被抓进牢里，她揣着全家的积蓄往监狱送钱送药，新中国成立后，组织问她敢不敢去台湾，她拎着皮箱就上了开往台湾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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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诚是她继女的丈夫，也是军统局电讯科的头目，白天他看着太太给那病重的母亲发电报，嘴角挂着笑，晚上装睡，耳朵却听着短波电台的杂音，有回朱枫说在窦公馆摔伤了腿，他心里清楚那是特务窝点，可一句没问，直到叛徒蔡孝乾供出名单，他给朱枫指了条活路，自己却站在枪决名单外，一声不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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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人总在算，他到底知不知道，是真藏着没说，还是被逼着周旋，当局查了他半年，撤了他军职，让他去摆收音机摊，街坊都说他命大，可朱枫的骨灰在台北的荒地里躺了六十年，她女儿阿菊连去认都不敢认，临死前还在喊，那个共匪不是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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