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27日，红军抗日义勇团抵达甘肃省临潭县境内的西关山地区。计划在此短暂休整，补充给养，并联络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休整期间，红军抗日义勇团原营长张尔乾和张发荣利用战士们疲惫松懈的时机，暗中煽动部分思想动摇的士兵，打算投靠鲁大昌。
当日深夜，张尔乾等人突然发动袭击。他们手持短枪和砍刀，直奔红军领导层的宿营地，毫无防备的红军高级干部和战士们仓促抵抗，最终一名高级干部和七名战士倒在血泊之中。
叛变得逞后，张尔乾和张发荣不敢久留，带着叛变的士兵连夜撤离西关山，朝着附近的县城逃窜。
一名此前外出躲避战乱的当地乡绅，在得知红军西进、张尔乾叛变的消息后，连夜返回县城，主动联络国民党驻甘部队将领鲁大昌，请求其派兵讲进驻。鲁大昌本就视红军为心腹大患，当即下令派遣一个连的兵力进驻县城外围的杜家铺，构筑防御工事，并强制征召县城及周边村庄的青壮年群众参与城防。
9月28日，五区苏维埃主席尤进财在前往乡村开展工作时，被鲁大昌部的士兵与地方民团逮捕。尤进财是当地威望颇高的农民领袖，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始终积极组织群众分田地、抗苛捐，深受百姓爱戴。
仅仅两天后，9月29日，另一起叛变事件在汪家衙爆发。汪占鳌，原为汪家衙当地自卫队负责人，红军进驻后，他见红军势力渐长，假意投诚，被任命为汪家衙区抗日义勇队队长。但此人阴险狡诈，始终摇摆不定，在得知张尔乾叛变成功、鲁大昌部加强布防的消息后，便暗中勾结地方土豪劣绅，策划倒戈。
当日午后，汪占鳌以“商议抗日事宜”为由，将村苏维埃主席李玉英诱骗至何家湾村，随后露出狰狞面目，命令手下将李玉英捆绑在村口的老槐树上，用粗麻绳轮番吊打，逼其交出苏维埃的物资清单和群众名单。李玉英虽被打得皮开肉绽，却始终咬紧牙关，痛斥汪占鳌的叛变行径，最终被折磨得昏死过去。
夜幕降临后，汪占鳌并未收手，而是集结了四十余名叛变人员，携带刀斧、土枪等武器，悄悄包围了驻扎在汪家衙大程店的红军运输队。此时，运输队的战士们刚刚完成物资转运，大多已经入睡，仅有少数人站岗警戒。汪占鳌等人突然发动袭击，站岗战士奋力抵抗，却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睡梦中的战士们惊醒后，立即拿起武器反击，八名战士当场牺牲，十一人身负重伤。袭击结束后，汪占鳌等人抢走了运输队的粮食和弹药，连夜向深山逃窜，避免被红军主力追击。
短短三天内，两起严重的叛变事件接连发生，红军在甘肃地区的力量遭受重创。
10月2日拂晓，红军一支后卫部队约五十余人，肩负着掩护主力西进的任务，他们进至南岔沟时，遭遇了鲁大昌部张英杰骑兵团的伏击。
原来，张尔乾叛变后，向鲁大昌部泄露了红军的行军路线，张英杰随即率领骑兵团埋伏在南岔沟两侧的山崖上，等待红军进入包围圈。
战斗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红军战士凭借顽强的意志，击毙了二十多名敌军士兵，张英杰骑兵团虽装备精良、人数占优，却始终无法彻底攻破红军的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军的弹药逐渐耗尽，伤员不断增加，而援军迟迟未到，局势愈发危急。指挥员深知，继续坚守只会全军覆没，于是决定组织突围，留下少数战士掩护，其余人员分批次向沟外冲击。
掩护的战士们抱着必死的决心，与敌军展开最后的搏斗，最终全部壮烈牺牲。突围的战士们在冲出南岔沟后，又遭遇了当地民团的拦截，由于体力不支、寡不敌众，多数人被捕获。凶残的民团并未留情，将被捕的红军战士残忍杀害，抛尸荒野，仅有两名战士侥幸逃脱，躲进深山，才得以保全性命。
就在南岔沟战斗打响的同一天，西进的红军主力部队接到了党中央发来的紧急指示。此时，黄河上游地区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山路被积雪覆盖，崎岖难行，部队的粮草和弹药补给将面临严重困难，且国民党部队正从四面八方逼近，试图围堵红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保存抗日力量，党中央命令红军“回师北上”，放弃西进计划，转向陕北方向集结。
接到指示后，红军主力立即调整部署，掉头北上。红军第十师三十六团作为先头部队，率先向此前被鲁大昌部控制的县城进发，计划攻克县城，为后续部队开辟通道。10月2日傍晚，三十六团抵达县城外围，首先对驻守在七圣山堡子的敌军发起攻击。七圣山堡子是县城的重要屏障，敌军在此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备了重机枪等武器。红军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架起云梯攀爬堡墙，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成功击溃守敌，占领七圣山堡子。
当晚深夜，三十六团趁着夜色，对县城发动突袭。战士们兵分三路，分别从东、西、北三门进攻，城内的敌军早已听闻红军的勇猛，加之七圣山堡子失守，士气低落，抵抗极为微弱。红军战士迅速攻破县城防线，敌军纷纷弃城逃窜。在混乱的撤退中，被关押在县城监狱的五区苏维埃主席尤进财，被丧心病狂的敌军残忍杀害，遗体被丢弃在监狱门口，鲜血染红了冰冷的地面。
国民党部队和地方自卫队在溃散时，更是丧尽天良，将怒火发泄在无辜百姓身上。他们沿途焚烧房屋、抢夺财物，许多被强迫参与守城的平民百姓，要么被流弹击中，要么被溃兵杀害，县城内外哭声震天，原本繁华的街巷变得一片狼藉，尸体随处可见，惨不忍睹。10月3日清晨，红军主力进入县城，看到城内的惨状，战士们无不痛心疾首，随即组织人员安抚百姓、清理战场、掩埋遗体。在完成短暂的休整和补给后，部队不敢久留，当天便撤离县城，沿着渭北镇的方向继续北上。
红军撤离后，国民党部队随即正式进驻县城，任命高竹亭为新任县长，全面接管地方事务。高竹亭是国民党的忠实爪牙，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配合驻军团长朱显荣，成立“清乡善后委员会”，由朱显荣担任主任委员，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清乡”活动，其目的就是清除红军残余势力和苏维埃政府的影响，镇压支持红军的群众，巩固国民党的统治。
“清乡”运动的手段极为残酷，国民党部队与地方民团联合行动，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凡是家中有红军标语、传单，或是曾参与苏维埃活动、支持过红军的人员，均遭到逮捕和审讯。县城及周边的乡村，每天都有士兵和民团成员四处横行，他们破门而入，翻箱倒柜，稍有反抗便拳打脚踢，甚至开枪射击。许多原苏维埃政府的官员、干部，为了躲避追捕，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深山或是外地，有的则隐藏在亲戚朋友家中，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被捕的人员被关押在县城的大牢里，遭受着严刑拷打，敌人试图逼迫他们供出红军的下落和其他支持革命的群众名单。烙铁烫、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各种酷刑轮番上阵，许多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却始终坚守秘密，宁死不屈。也有少数人不堪忍受酷刑，或是为了保全家人，被迫供出了部分信息，导致更多的人被捕；还有一些人通过贿赂国民党官员，或是利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才得以减轻处罚，甚至侥幸逃脱追捕，但也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清乡”运动的魔爪不仅伸向苏维埃干部，更波及到普通群众。在汪家衙地区，国民党部队将十余名曾参与苏维埃活动的村民捆绑起来，押到村口的广场上公开示众，逼迫他们承认“通共”罪行，并用皮鞭抽打，以此威慑其他群众。在五竹乡，叛变分子张尔乾回到家乡后，更是充当了国民党的“走狗”，带领民团成员四处抓捕苏维埃委员，他亲自带人闯入苏维埃委员张程元家中，将张程元父子强行带走，关押在乡公所，进行严刑拷打，逼其交出家中财物，张程元父子受尽折磨，险些丧命。
在陈家嘴乡高家窑村，当地财主高甫兰和高星三，因此前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时，他们的土地被分给贫苦农民，一直怀恨在心。红军撤离后，二人趁机集结了一伙地痞流氓，手持刀棍，闯入支持红军的村民文光裕家中，对文光裕一家进行疯狂报复。他们将文光裕及其兄弟文光荣捆绑起来，用木棍毒打，用刀子乱刺，文光荣当场死亡，文光裕身受重伤，家中的财物被洗劫一空，房屋也被烧毁。
国民党当局还加强了反动宣传，在县城及各个乡镇张贴“剿共”标语，派遣宣传队四处演讲，污蔑红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试图削弱红军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这种高压统治和虚假宣传，并未彻底磨灭民众心中对红军的认同，反而让更多人看清了国民党的残暴本质，许多群众虽然不敢公开反抗，却在暗中积蓄力量，等待着革命的曙光。
汪家衙大程店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李茂得知被杀害的红军战士遗体仍暴露在野外，随时可能被国民党部队发现并破坏，心急如焚。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悄悄拿出家中仅有的积蓄，雇佣了几名乞丐，趁着夜色，带着锄头和扁担，前往大程店。一路上，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国民党的岗哨，抵达现场后，迅速将八名红军战士的遗体抬到附近的山坡上，挖好土坑，一一掩埋。
上寨战斗结束后，当地的百姓们得知红军战士牺牲的消息，悲痛不已。几名年长的村民自发组织起来，趁着深夜，带着工具前往战场。他们在寒风中仔细搜寻着战士们的遗体，有的遗体已经残缺不全，有的被野兽啃咬，百姓们含泪将遗体一一收拢，用自家的被褥包裹好，在山脚下挖了一个大坑，将烈士们集体掩埋。为了避免被国民党发现，他们没有立墓碑，只是在坟前种下了一棵松树，以此作为标记，期盼着革命胜利的那天，能让烈士们的英魂得以安息。
红军撤离西进时，由于伤员太多，无法全部带走，在官堡堡子的窑洞中留下了两名重伤员。当地居民樊绍武和一位被称为祁跛子的老人，得知消息后，主动承担起照顾伤员的责任。樊绍武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祁跛子则因腿部残疾，行动不便，但二人每天都会轮流前往窑洞，为伤员送去饭菜和草药，细心地为他们清洗伤口、更换敷料。为了不让外人发现，他们每次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时分行动，避开村民的视线。
几天后，张尔乾的叛变队伍经过官堡，得知窑洞中藏有红军伤员，立即前往搜查。樊绍武和祁跛子见状，毫不犹豫地挡在窑洞门口，与叛变分子据理力争。“他们都是抗日的英雄，你们不能伤害他们！”樊绍武怒吼着，尽管面对的是荷枪实弹的敌人，却没有丝毫退缩。祁跛子也拄着拐杖，大声斥责张尔乾的叛变行径，周围的村民们得知消息后，也纷纷赶来，围在窑洞门口，与叛变分子对峙。张尔乾见众怒难犯，担心引发民愤，只好悻悻离去，两名伤员因此得以幸免。
此后，樊绍武和祁跛子更加小心地照顾伤员，直到一个月后，红军第二次北上途经官堡，二人将痊愈的伤员安全送回部队。红军指挥员紧紧握住两位老人的手，感激地说：“你们是红军的亲人，是革命的功臣！”并拿出粮食和衣物作为感谢，却被两位老人婉言谢绝，他们说：“红军为我们老百姓打仗，我们照顾伤员是应该的，只要革命能胜利，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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