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
只剩下了三张机票，这是最后一班飞机，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但张大千的亲人却有一二十个，名额要留给谁，其实这并不算难抉择，四夫人徐雯波是当时他最亲近的人。
当时，张大千的行李，别人一箱黄金都带不走，他硬是拖上了重得快压塌机舱的78幅敦煌临摹壁画，画作太多、太重，机舱眼看就要装不下。
杭立武是当时教育部的头头，原本准备带着自己两箱随身行李走，里面有二十多两黄金，关键时刻，他让人把自己行李卸下来，腾出了空间。
有人低声提醒他：“那可是你全部家当。”杭立武摆摆手，只说：“这些画要是真能流到公立机构，也值了。”
张大千当时站在旁边，脸色发白，嘴唇紧抿，看得出来心里翻江倒海，他点头应下承诺：“到了那边，这批画一定捐出来，让更多人能看到。”
这句话他后来真做到了——1969年，敦煌临摹壁画捐给了台北故宫，算是信守承诺。
三张机票，张大千本想带上更多家人，但现实根本不允许，最终，机票落在了自己、徐雯波，还有二太太黄凝素的三岁女儿张心沛的手里。
徐雯波抱着张心沛，看着机场外面灰蒙蒙的天，什么都没说，张大千提着画箱，肩膀沉得像石头压着，机场里人声鼎沸，大家都在催快点登机，他脑子里却只想着家里那些没法带走的人和东西。
家里人没能都聚齐。二太太黄凝素留了下来，三太太杨宛君也留了，张大千把张心沛揽在怀里，低声给她整了整衣领：“乖，跟着爸爸走。”孩子年纪小，懵懂间只是点头。
徐雯波把画箱在手里掂了掂，又往张大千身边靠了靠，她知道这趟路远，无论未来好坏，只要跟着他就行。
飞机已经严重超载。杭立武在舱门口，最后再三确认：“张先生，画箱都带齐了吗？”张大千点头，心里说不清是感激还是歉疚，那一刻，他其实顾不上身外物，只觉得要对得起这批画和自己这一身的功夫。
飞机轰鸣着起飞，成都城渐渐缩小，张大千透过舷窗，望着家乡的方向，手指发紧。身边的徐雯波，抱着张心沛，轻轻哄着小孩入睡，她声音很小，张大千却听得真切。
这不是普通的离家，是彻底的断裂，身后的家人、弟子、画室、旧藏，都留在成都，只有最重要的画和三个人跟着自己踏上了飞往未知的旅途。
到了台北，张大千第一时间卸下画箱，像护着命根子一样，这批敦煌壁画，是他三年苦熬在莫高窟临摹下来的心血，每一幅都沾着沙尘和汗水。
新生活刚开始，张大千整天守着画箱，生怕丢了、坏了，徐雯波在一旁张罗生活，帮他把画按顺序铺开、晾晒，甚至用自己的衣服盖在画卷上防潮。
台北这地方，天气湿热，人生地不熟，张大千带着徐雯波和张心沛，住进了临时安置的房子，夜里，他常常睡不着觉，披衣起身，在灯下慢慢翻画。
徐雯波悄悄走过来，问他是不是后悔没多带点家乡的东西，张大千苦笑：“能带这批画出来，已经是天大的幸运。”
其实，张大千不是没想过家里那些没能带走的人，成都的家人们慢慢各自分散，二太太黄凝素留下来照顾其他孩子，三太太杨宛君守着空荡的屋子。
张大千的原配夫人曾正蓉，抱着徐雯波留下的小儿子张心健，靠亲戚朋友帮衬着过日子，张心健后来命运多舛，受父亲身份影响，一生坎坷，这些都是张大千在异乡夜里一个人忍受的痛。
张大千到台湾后，画风变了，他总说，画画的人，最怕断了根，可他自己也明白，画能带走，根却再也回不去了。
台北故宫博物院负责人后来和他闲聊：“幸亏这些画在您手里，要是流出去，早就不知下落了。”张大千点点头，没多说什么。
他和徐雯波的日子，起初并不宽裕，徐雯波能吃苦，不怕麻烦，什么事都亲力亲为。
画室里常常是她一边哄孩子，一边帮张大千擦画、翻箱倒柜找颜料，张大千有时会停下来，看着她安静的背影，心里泛起一丝踏实感。
张大千后来辗转阿根廷、巴西、美国，画路越走越宽，泼墨泼彩成了他的新风格，可他自己知道，最难忘的，还是那个冬天，在新津机场仓促离别的瞬间。
临别前，张大千最后看了一眼成都，心里默念：“这辈子大概回不去了。”徐雯波在旁边拽了拽他的衣角：“走吧，不然赶不上飞机了。”
1969年，张大千履行承诺，把那批敦煌临摹壁画正式捐给了台北故宫，有人问他，为啥肯割舍？张大千只是笑笑：“这些东西，是大家的。”这回答简单，但背后的故事，只有他自己和身边的人最清楚。
其实，张大千那天带走的，不只是画，还有一段断不开的乡愁和责任，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对艺术的执念，也承受了最沉重的选择。
离别当天，成都机场的风很冷，但张大千的背影没有一丝摇晃，飞机落地台北，他的人生也彻底翻了篇，画留在了世上，家却留在了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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