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8日清晨，西安南郊机场薄雾弥漫，叶剑英从吉普车上跳下，拍拍身上的尘土，回头扬声：“耀邦，陪我走几步。”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推辞的味道。胡耀邦紧跟其后，面色略显苍白，左耳贴着大襟风衣，努力分辨周围动静。
机坪边，螺旋桨缓缓转动，叶剑英不紧不慢和胡耀邦交谈，话题全绕在麦子、雨水、化肥上。末了，他忽然停住脚步，抬手扶住胡耀邦的胳膊，“听说你连夜批文件，脑袋还嗡嗡响？”胡耀邦笑了一下：“还能坚持。”话音刚落，叶剑英一俯身，干脆利落把他推上机梯。舱门“咚”地关死，只见叶帅转身对机组发令：“起飞！”寥寥两字，现场没人再犹豫。
飞机拔地而起，叶剑英才在副座坐定，递过一杯温水，说道：“休息，西安的事没有你想得那么沉重。”短短几句，胡耀邦心底翻涌，终于明白：这趟看似普通的送行，其实是叶帅的“强制撤离”。
时针往回拨到当年二月，陕西“四清”运动进入最紧张阶段。文件一摞摞下发，基层干部昼夜不停地跑公社、查账目。胡耀邦刚到西安就发现苗头不对——口号喊得震天响，可麦苗枯黄、仓库见底。为了给百姓“降温”，他拍板暂停了几项过火做法。此举像扔进热锅的石子，赞同与质疑同时冒出，组织上对他的压力骤增。
三月初，胡耀邦在半夜突发剧痛，被抬进西安铁路局医院。诊断结果：蛛网膜炎。医生警告若不立即停止工作，听力、视力都可能受损。病床旁堆的文件足有半尺厚，他照样批了又批。稍微好转，他又跑到泾阳县看小麦抽穗，回来耳朵嗡嗡作响，说话都要侧着头听。
北京方面很快收到两份截然不同的电报：一份夸耀邦“稳准狠”，另一份指责他“右倾手软”。叶剑英读完，把报文往桌上一推，直觉告诉他：这位昔日的“红小鬼”正被误解包围。于是六月初，他带着张爱萍、张宗逊飞往西安，表面是检查军工项目，实则为摸清真实情况。
考察那天中午，陕西省委摆了简单的接风宴。张爱萍端起碗刚喝一口面汤，抬眼便看到干部食堂的黑板上写着“亩产三百斤”。他忍不住调侃：“耀邦瘦了，陕西肥了。”一句半真半戏的插科打诨，让屋里气氛骤然安静。叶剑英不动声色，只在心里替胡耀邦记下这份尴尬。
饭后，叶剑英把胡耀邦叫到单独茶室。两人并肩而坐，窗外梧桐叶子在风里沙沙作响。叶剑英语调缓慢，却句句在点子上：运动应有节制，干部不能失去活力，更不能把身体搭进去。胡耀邦点头，可一提“立刻回京”便连连摇手。叶剑英没继续劝，微微一笑，将计划埋在了心底——也是那晚，他决定用“送行”当掩护，先把人带走再说。
飞机降落北京南苑机场已是正午，军用吉普早等在那里。随车医生上前递来最新的住院通知单。胡耀邦轻叹一声，无言接过。至此，风暴中心的他暂时脱身，得以在阜外医院静养两个多月。听力慢慢恢复，视力也稳住，没有继续恶化。
然而困境并未就此结束。七月底，针对胡耀邦的批评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出现。有意思的是，叶剑英没有急着出面说话，而是让事实自己发声——陕西夏收数据陆续送到北京，亩产普遍高于预期，特别是泾阳的试验田突破历史记录。数字摆在那里，指责渐渐失了声势。到九月，上面对胡耀邦的定性由“严重错误”改为“处理不当”，风向已经悄然逆转。
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情分，在这一系列细节里显山露水。叶剑英与胡耀邦相识于1931年。那时红军山路崎岖，胡耀邦背着半旧步枪，个子瘦小，同行战士给他起了个外号——“红小鬼”。同年冬，叶剑英主导反“围剿”前线部署，胡耀邦在司令部门口守夜，两人第一次握手。日后长征、延安整风、抗日军政大学，一桩桩一件件，让这段亦师亦友的关系愈加牢固。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重任在肩，先主政广东，后入京统筹国防科研；胡耀邦在共青团、在组织部、在西北大地，骨子里的冲劲从没减过。年纪差十八岁，却常常推心置腹。张宗逊曾打趣：“这俩人说话，不分上级下级，更像兄长带弟弟。”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走完八十九载人生。当天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大会，胡耀邦在主席台神情沉重，掏出事先誊好的讣告，声音发颤却一字未漏。三年后，胡耀邦因病离世，距离叶帅驾鹤西去不足千日。熟悉两位老人的人回忆，弥留之际的胡耀邦提及往事，仍记得那句掷地有声的“起飞”。
回头看，“送机”这一幕只是数十年友谊的缩影。在风高浪急的年代，叶剑英以元帅的权威为老友挡开暗礁，也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关切——一句命令，一程机票，一份不容拒绝的担当。对胡耀邦而言，这既是一次生命的转弯，也是一次政治的缓冲。历史文献常记录大战大策，却鲜少着墨这些“举手之劳”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呈现出革命者间坚韧而温热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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