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春，北方刚刚回暖，北京中南海里却气氛紧张。胡耀邦刚结束一次常委会议，文件还没合上，秘书递来南京军区发来的加急电话：三儿子德华转业前想调回北京，理由是“身体不适应南方潮湿”。抬头看钟，18时35分。胡耀邦皱了皱眉，没有立即答复。
三天后，他飞抵南京，会见外宾之余特意抽空到东郊宾馆见德华。简单寒暄后，胡耀邦开门见山：“身体真扛不住？”德华点头，声音放低：“爸，痛风厉害，医生建议北方干燥些。”胡耀邦没表态，只让他晚上带路，去家里吃顿便饭。
东郊小屋并不宽敞，台灯光线昏黄，德华媳妇忙着端菜，孙子趴在藤椅边做作业。胡耀邦环顾四周，突然问：“冰箱有吗？”“还没有。”德华答得很轻。饭后，父子并排坐在竹椅上抽烟，胡耀邦只说一句：“记账看账，日子慢慢能好。”
返回北京后，他跟妻子李昭提起此行：“他们手头紧得很。”李昭想了想：“把家里那台半旧冰箱腾出去吧？”胡耀邦点头，但叮嘱：“送过去，别声张。”
没过多久，德华正式递交调京申请。文件摆到胡耀邦案头，他拍案而起：“基层正需要技术干部，怎么一有困难就往回缩？”语气罕见地重，连身边工作人员都愣了。
此事被妹妹李恒知道。她清楚父亲担心什么——怕外界说胡家搞特殊。李恒写信解释德华的病情，又引用部队转业政策：“复员回入伍地，本就符合法规。”信末，她加了一句：“哥别硬撑，身体要紧。”
这封信送到胡耀邦手里，他批注两行：“政策是政策，作风是作风。不能混为一谈。”随后，他把德华和李恒一起叫到家里。客厅灯光白得刺眼，胡耀邦声音低沉却不容质疑：“德华，南方潮，你可以向组织报疗养，但岗位不能挑肥拣瘦；李恒，你又帮他说话，一个共产党员先看原则，再讲情面。”
德华默然很久，只说一句：“那我回去再想办法。”胡耀邦摆手：“身体真撑不住，申请短期治疗；岗位调动，免谈。”李恒试图再开口，被父亲抬手制止。
这一幕并非孤例。自延安时期起，胡耀邦对子女要求近乎苛刻。年仅40天的二儿子被送到陕北老乡家抚养，他留下一句：“孩子姓刘，加三点水，别忘根。” 战火连天，他在冀热辽前线险些丧命，炮火声中仍坚持“干部子女不许打特殊招牌”。
转到和平年代，家规依旧。胡家四条“铁令”在圈内广为流传：不干政、不要官、不经商、不出国。别人觉得苦，李恒后来回忆：“我们活得轻松，因没什么可利用的。”
日常小事更见分寸。苏联朋友赠送的灰色“吉姆”轿车停在院子里十几年，车况良好，却从未成家用摆设。李昭上班骑自行车，德华读书坐公交，为省票钱常步行几站。一次李恒偷偷搭车去医院，被父亲逮到，只听他冷声道：“国家还穷，别惦记享受。”
三年困难时期，胡耀邦硬性规定全家两顿粗粮，不许给女儿开小灶。炊事员悄悄多蒸了白面馍，被他当场批评。那人委屈：“一个女娃吃不了多少。”胡耀邦面无表情：“按规矩。”两个字，像石子落水。
乡里乡亲也难破例。哥哥到北京求批化肥，胡耀邦一句“走后门就是看扁我”把亲人堵回老家。带来的土特产被详细标价，总额27.9元，要求退回公社。
连住房问题上，他同样严苛。1984年前，他一直睡在富强胡同一间被地震震斜的旧屋，四根木柱撑着屋顶。房管人员劝搬迁，他挥手：“老百姓没房子，我修什么？”最终中央出于安全考虑另选住所，他坚持只做简单维修，绝不大修。
有人说胡耀邦过于刻板，可在那个官场寻租渐起的年代，他用家事敲响警钟：权力若缺少边界，亲情也会变味。1985年那顿父子对话之后，德华没有回北京，症状缓解后继续南下工作；李恒则明白，胡家的底线就是国家的纪律，动不得。
多年以后，老部下偶遇德华，问起往事，他笑着回答：“我爸那通火发得对，要是当时回了北京，也就回不到现在的心安了。”这句话轻描淡写，却道出胡家家风的真正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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